伍、經濟人

「不可治理」到「可治理」過渡的第二個面向涉及主體的形式，對傅柯來說，市民社會這個由人口投射出來的社會實體，一方面，其構思是個體的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有一個神秘，自然生成的整合，「全體與其元素之間存在某種互惠（reciprocity）」（2008: 300）；但是，另一方面，其內在的「即時的雜多化」

機制，又無法透過任何治理原則對之治理，對傅柯而言，這正是「治理的自由主義式技藝」的特徵：

這些依然是法權主體，又是經濟行為者的個體，只有在界定出一個能同時包覆兩者的新組裝（ensemble），才能得以治理，否則，就其任一者都不是「可治理的」。得要找到的不只是兩種要素的連結或結合，而是一系列其他的要素，相對於它，法權主體與經濟主體將會是某個面向，某個局部性面向，就其隸屬於一個複雜的整體，能夠將之整合進來。（2008: 295）

簡言之，市民社會本質上「難以治理」。這是自由主義的治理用以抗拒政治干預與介入的另一個理據。從自由主義轉進新自由主義，在第二個面向上即是對這樣一種「新組裝」的構思，肯定不是法權主體，也不會是亞當斯密所說，

透過互通有無、物物交換與貨幣交易，追求利益的經濟主體，通過對市場概念的重新打造，新自由主義所構思的，必須回應競爭，讓自己能在競爭的市場中存活，在審慎算計自身利益的同時，又促進全體福祉的「經濟人」。對應新的競爭市場概念，新自由主義式的經濟人，是將自己的生命當成企業（enterprise）

來經營，「它自身就是企業家，自身就是自己的資本，自身就是自己的生產者」，

因此，經濟學分析的基礎要素不再是「個人、過程或機制，而是由企業單元構成的經濟體」，自體企業化的內涵取代了交易夥伴，成為經濟人概念的新內涵

（Foucault, 2008: 225-26）。藉由競爭機制將經濟人的內涵轉化成「企業」，就可

以「組裝」出了一個可以治理的新面向：

經濟人…是接受現實，或者能夠系統回應環境各種變數之變更的人。而這正好是某種能夠對人為地引進環境變更，有所系統回應，從而是可被經營照管之人。

經濟人是「極其可被治理」（eminently governable）之人，不再是自由放任中不可碰觸的搭檔，治理會作用在環境上，並系統地變更其變數，經濟人現在成了這樣一種治理性的相關項⁶。（2008: 270-271）

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是治理，而非市場本身。對新自由主義來說，特別對美式新自由主義者，「經濟人」是理解與分析「人的行為」的基本單位，不只是財貨交換的原則，還是「讓事物得以理解的原則」，「解碼社會關係與個體行為的原則」（Foucault, 2008: 243）。因此，「企業單元」是新自由主義治理所構思的基本單位，與過去的經濟主體不同，它不再專屬於某個特定場域，而是可以據

人是在沒有明確表達要加入的情況下被擄獲（caught up）進去的。經濟是一場博弈，國家確保經濟博弈的規則，經濟與社會的唯一接觸點是確保沒有玩家被排除在博弈之外⁷。（Foucault, 2008: 202）。

6 Chandler 與 Reid 將之稱為「能屈能伸、伸縮自如的韌性主體」（resilient subject），新自由主義所展望的世界是一個充滿未知的世界，它詢喚出一種要一直應對這個不可知的主體，人在其中要想辦法適應這個無以抵抗，無以苟存的世界，不要想改變它，不要幻想有另類可能，而是需要「內建能力」（capacity-built）擁抱不安全，擁抱未知，「逆增上緣」（adapt to their enabling conditions）（2015: 1-4）。

7 傅柯看待社會安全與社會福利的立場，經常讓他被指控是新自由主義隱性的擁護者（Zamora,

而企業單元不是一個實質的具體單元，而是一個因應政策作用場域而規模或大或小的「微型」單元，所以，從從小的個體到大的產業或城鎮規劃，都可以依據企業化原則加以治理，例如建立中等規模的新市鎮，鼓勵小型產業聚落的移居，以紓解大都會過度擴張的壓力等等，這就是Alexander Rüstow 的「生力政策」（Vitalpolitik）的重點，「讓企業這個總體化的形式儘可能地播散與繁殖」，新自由主義政策至關重要的就是讓「企業形式在社會體中的繁殖」，「讓市場、

競爭從而讓企業深入到形構社會的力量」（Foucault, 2008: 148）。新自由主義所要創造的社會，不是「邁向商品與商品的均一化」，它的目標是「企業單元的雜多化與分殊差異化」（Foucault, 2008: 149）。理想的企業化社會不是殘酷的競爭淘汰博弈，而是「確保沒有玩家會被排除」，企業性的規劃要讓「個體不再疏離於其工作環境、與其生命的時間、與其家計單位、與其家庭、與其自然環境」

（Foucault, 2008: 242）。易言之，企業單元可以在冷酷的競爭單位與「溫暖」

的關係單位中，完美實現互兌⁸。透過經濟人此一企業單元，新自由主義的治理就是經濟成長」（Foucault, 2008: 114）。

8 當前各種關於職場、戀愛、交友、育兒與自我勵志產業與話術的蓬勃發展，不妨視為此一「溫暖」關係的論述性生產，Sam Binkley 的 Happiness as Enterprise: An Essay on Neoliberal Life 一書，從傅柯這個新自由主義作為治理理據的觀點出發，探討了這個主題。韓炳哲（Byung-Chul Han）批評，傅柯的規訓社會說法，已經不再能適用於當前這個由「功績主體」構成的「功績社會」（achievement society ;Leistungsgesellschaft），這是一個不再以「（不）應該」為規範運作的社會，功績社會的規範是「能夠，我能夠」的各種勵志話術，「禁令、戒條或法令」的領域現在被「專案計畫、自發性行為和內在動機」取而代之（Han, 2015:8-9）不過，某種意義上，

「功績主體」正好是傅柯新自由主義式生命政治的主題，或許更細緻探究傅柯所說的「極其可益流量」（earnings stream）的策略選擇問題（Foucault, 2008: 224）。經濟人作為「企業單元」，

徹底把人配置成經濟行動者，即便是學習、運動乃至於男女約會等等非關財貨生產的領域都一樣（Brown, 2015: 31-32；2005: 40-41），在這個開放的競爭場域中，「滿滿是用最佳策略定位自己，成功與其他人區隔，作為人力資本的自我治於醫療知識與生命科學的政治化」，而在於經濟自由主義（Behrent, 2009 :21）。

Vatter 也很精確地指出，透過生命政治的角度來切入傅柯所處理的涉及治理的政治經濟學時，他的關注點經常是「（新）自由主義揀選要存活下來還是要消失」

的「生命形式」（forms of life; bios）而非「經濟領域底層」生物性生命（Vatter, 2014: 196）。但這並不代表傅柯對新自由主義作為「生命政治的誕生」，是與過去生命政治論述的斷裂，對傅柯來說，對新自由主義的探究是「在一個雖然遠

「在生活的種種場域中，提升投資組合（portfolio）價值」的人力資本（human capital）」（Brown, 2015: 33）。

10 傅柯「只」關注新自由主義對市場與經濟人概念的轉化，也是他經常被批判的一點，Ute Tellmann 就認為，只關注行為導引的治理，無法窮盡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治理邏輯（2011: 297）。

避免依據「企業人」（the entrepreneur）的形象來形塑主體（Bröckling, 2016: 60）。

而自由的「雜多化」及其衍伸的安全風險都可以在這個網絡中，透過或大或小象」在其中不同的互兌形式，Bröckling 非常有意思地說，「加諸在生命與死亡的主宰式決斷，於是自己分裂成各種雜多的微觀決定，藉此個別地縮短或延長其福祉」的自虐式主體性或精神（2015: 83）。就本文脈絡可以回應的是，傅柯的新自由主義主體遠遠不是「利益主體」，企業化單位也不是從古典自由主義的個體利益來界定，從自由主義向新自由主義的過渡，正在於將各種不同場域的主體，都轉化成可以進行自由與安全，生命與死亡互兌的微型化主體，那麼，「自虐」某種分子化死亡樣態，基本上也只是企業化單元的一種表現形式。Jonathan Crary 的 24/7: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 則表明，極致的生死互兌形式可以甚至可以消滅正常的生理循環，「自然」的生理作息對資本主義來說終究太不經濟，取代「開關邏輯」的是隨時都能重新啟動，休息與運作無以區分的「休眠模式」（sleep mode），

在文檔中治理、部署與榮光：生命政治作為政治理論 (頁 107-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