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之所在，救贖之所生」。對奈格理而言，西方政治思想中，始終存在 一支被主流制憲權論述排擠，由史賓諾莎系統表述的另類思想，它主張制憲力 量的生成，不由層級權威支配，不由主權一致性代表，而以平等連結關係而持 續擴張，一旦從「作為法權概念的制憲權」過渡到「在行動中部署政治的制憲 力量」，制憲的力量就「不會是一個一致化的事件，而是從其社會異質性與時間 性延續，一種多元反覆與持續伸張的力量」。如果能斷然放棄一致性的法權想像，
將讓制憲的力量「在革命的潛能中得到的更多而非失去」（Hardt and Negri., 2017:
33）：所有抗爭與抵抗，無論其形式，不管其訴求，都是雜眾垂直的奮發躍起，
都是痛擊帝國核心的行動。奈格理這樣的說法不只令人振奮，也詩意地有些動 人1，對本文的主題來說，雜眾與帝國勢將逆轉的關係，指出了一個重要的理論 命題：用以部署生命政治網絡的生命權力，這樣一個帝國的政治部署，最終只 能以純粹的暴力回應於其中生成，無以治理的雜眾。生命權力起初是以綿密的
1 最深刻的批評來自於拉克勞（Ernest Laclau），他認為奈格理抹滅了戰略（strategy）與戰術
（tactics），奈格里「自主的垂直鬥爭」屬於戰術領域，拉克勞相信戰略的概念不可廢棄，其政 治性概念即在於從橫面向的政治鏈結重新處理社會主義的戰略問題，但奈格理完全闕如的是對
「政治性接合的環節」分析的闕如（2004: 26-27），對拉克勞來說，出自異質性的同一所預設 的是「等同（equivalential）邏輯的建立與空意符的生產」，奈格理的立場將導致對政治過程的 過度簡化（2005: 241）。拉克勞更抨擊奈格理「對抗的意志似乎不需要過多的解釋」是一廂情 願的說法，對於壓迫的反抗不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將會自動運作某種自然自發的機械論」，
而是「有其外在可能性境況，複雜的社會建構」（2004: 28）。
權力機制網絡來界定，但純粹的暴力是帝國最後不得不訴諸的手段（而其效應 或許只能暫時性地阻斷雜眾的連結），此即生命權力必然需要配置的另一種樣態：
戰爭的治安化，或者，更精確地說，治安與戰爭的無從區隔。
傅柯曾經以市場自由競爭所界定的「帝國主義」來看待自由主義治理理據 在國際面向上的對應，但是，如何「讓世界對資本而言變得安全」？Oksala 敏 銳地指出，如果要讓「市場機制的經濟理據要能穿透社會而最大地延伸」，那麼 就需要「另類的非經濟性理據的做為」，在必要情況下，「必須要以暴力手段來 加以限制…對經濟博弈的有效治安」（2012: 141）。傅柯對「以市場自由競爭所 界定的帝國主義」沒有多做討論，也沒有提及任何國際層次的暴力問題，而在 這個問題上，奈格理可以說不只「推進傅柯」，還「超越傅柯」（beyond Foucault），
在帝國的新政治格局，戰爭的意涵將全面轉變，治安的模式走出國界在國際層 次上重新延續下去，其軍事與外交技藝不再主要是主權國家之間的權力平衡，
而是「維和」或「維安」的純粹技術，戰爭不再是古典意義上兩個政治實體之 間的武力衝突，而是 Galli 稱之為「沒有前線，沒有前進或撤退」，「後現代新 型」的「全球戰爭」（2010: 162），戰爭的進行於是有了本質上的轉變，它成為 治安的延續，或者更精確地說，戰爭與治安將無從區隔。
奈格理指出，由於此一新的戰爭型態不再是兩個政治實體之間的武力衝突，
在這個意義上，新的戰爭型態是「低強度」的戰爭（low intensity war），但它卻 是「高強度」的維和（high intensity policing）（Negri, 2008b: 20），舊有的民族 國家與國際秩序已經不再能確保免於威脅，現在，「全球社會是一個全球維安的 體制」（Hardt and Negri, 2004: 161）。但這並不意味著戰爭變得更人道，完全相 反，它的暴力與血腥變得更不受控，如Münkler 所說，20 世紀以前的戰爭，傷 亡者 90%都是國際法所界定的戰鬥人員，但是，在 20 世紀末的新戰爭中，卻
有80%的傷亡者都是平民（2005: 14），這個現象，只有在戰爭的治安化此一脈 絡 中 才 能 得 到 更 清 楚 的 理 解 。 首 先 ， 就 奈 格 理 所 說 ，「 干 涉 權 」（right of intervention）是新型態戰爭的新政治理據：
現在超國家主體能以任何緊急狀態以及更高的倫理原則的名義，藉由共識而非
（戰爭的）權利正當化其行動。在這類干涉背後…是訴諸正義核心價值證成的，
永久的緊急與例外狀態。（Hardt and Negri, 2000: 18）。
戰爭的作用是「重建社會平衡」，而這「完全就是治安的活動」（Hardt and Negri, 2000: 17）。維安的戰爭沒有敵人，它的目的不是為了打敗對手，或者在 民族國家之間重新劃分國際關係的層級，而是，有些諷刺的，「建立民主的國家」
（Negri, 2008: 20）。既然沒有敵人，就意味著戰時與平時的界線，乃至於國際 與國內的界線消失了。儘管施密特（Carl Schmitt）早在戰爭全面維安化之前，
就曾經預警，在歐洲公法的體系崩潰後，戰爭失去了其原本界定敵人的作用，
導致無從分辨戰爭與和平，交戰者與中立者各種狀態，導致各種諸如「冷戰」
「和平佔領」等等的「中間情境」（intermediate situation）（Schmitt, 2011: 42-43），
然而，藉由治安的活動，新型態的戰爭有其新的功能：
戰爭不再是對既有權力結構的威脅，也不是威脅穩定的力量，反之，它是反覆 創造與強化既有全球秩序的主動性機制。進一步說，這種安全概念的特徵是內 與外，軍事與維安的無以區分。「防衛」所涉及的是對抗外在威脅的保護性屏障，
「安全」所證成的是一個在國內與海外都同樣可以持續的軍事行動。（Hardt and Negri, 2004: 21）
戰爭不需要界定敵人，它能以安全的名義隨時發動各種規模或大或小的行 動，「等到威脅出現才要回應就太遲了」，只有藉由諸如「先發制人」（preemptive strikes）或者「預防戰爭」（preventive war），藉由「主動且反覆地透過軍事與 維安行動，來形塑其環境」，世界才會安全（Hardt and Negri, 2004: 20）。更重 要的是，當奈格理強調，在看待國內與國際秩序關係的對應時，重點並不在於
由內而外，為國際體系找出國內性類比，而是必須由外而內關注國內的法律體 系的「超國家類比」（Hardt and Negri, 2000: 16）時，一方面，這所涉及的是治 安與戰爭的無從區隔，國際層次上的維安戰爭，其所運用的各種技術與方法，
現在都能夠重新輸入進入國境之內。治安與戰爭無從區隔，既是戰爭的維安化，
也是治安的軍事化2，戰爭會開始「向內收縮3」，「更聚焦在滋長中的微小威脅」；
沒有敵人的戰爭，也就是處處都是敵人的戰爭，戰爭已經「不意在全面擊垮敵 人」，而更傾向「生產敵人」（Hardt and Negri, 2004: 39）。另一方面，這也提示 了維安戰爭新的政治理據，危機（crisis）；新的治理對象：例外（exception）：
國內法律新的運作與超國家之法兩者之間得以相對有效對應起來的原因，首先 來自於他們都在所謂的危機場域之上運作…在導致危機的環節上，我們應該把 注意力放在作用於危機的「例外」。國內與超國家的法都同時由其例外來界定。
（Hardt and Negri, 2000: 16）
在維安與戰爭沒有清楚區隔的情況下，「戰爭似乎已經滲透回來，並湧進 整個社會場域。例外狀態已經變得永久化與一般化，例外變成了常態」（Hardt and Negri, 2004: 7）。奈格理所說的「例外」，所指的是治安最極致化的效應：當危 機的考量，預先處置的需求，壓過一切，導致治安擺脫所有法律與規範束縛的 一種狀態。其後果是創造出各種彼此之間高度不對稱（asymmetry）的生命樣 態：有些生命被極其珍視，反之，有些生命則被極其賤視。對於治安所造成的，
不同生命之間高度不對稱的後果，治安部署中存在將生命差別化的傾向，這個 傾向在維安與戰爭無從區隔的情況下會極端化，成為一種高度不對稱看待生命 的政治格局。冷戰結束後，美國展開了軍事專家稱之為「軍事事務變革」（RMA: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主張戰爭作為可預測性大規模集體鬥爭的時代 已經結束，伴隨科技的發展，戰爭也將有新的形態。而這造成的重大後果之一，
2 關於這個問題，可參見 Vitale 的近作《終結治安》（The End of Policing）一書，對美國近四 十年本土治安的軍事化傾向與前所未有擴張的討論（2017）。
3 觀其脈絡，原文疑似將”contracted”誤植為”constrained”。
第一，地面部隊的角色改變。地面部隊的任務主要不再是進行戰鬥，一方面，
地面部隊被編組成小型的機動部隊，與海空戰力及科技武器協同作戰；另一方 面，由於相對長期的占領需求，地面部隊的角色也跟著「治安化」，在佔領期間 轉型成地區的維安力量，戰爭逐漸地「去肉身化」（decorporalized）（Hardt and Negri, 2004: 41-44）。高科技的運用讓戰鬥人員的身體逐漸消失在戰場，在這過 程中，戰場上也同時出現另一種新的身體樣態：自殺炸彈客。
身體不會出現在戰場上，安全的士兵們，有一個血腥的分靈，黑暗的對立，也 就是自殺炸彈客。當士兵的身體因為高科技軍事戰略的「士兵不容有失」方針，
而似乎從戰場消失時，自殺炸彈客的身體以一種驚悚的悲劇性姿態回歸。確保 生命的RMA 與確定死亡的自殺炸彈客，都各自拒絕了傳統上界定戰鬥的東西：
承擔風險的身體。（Hardt and Negri, 2004: 45）
Münkler 指出，不對稱的戰鬥是新戰爭的特色之一，不對稱的戰略是全球 不對稱武力格局在戰場上的縮影，它的主要形式是游擊隊與恐怖主義，他們透 過不同的方式進行不對稱的戰爭：前者透過局部性的衝突與騷擾，延緩戰爭，
維持對對手的威脅；後者則以非軍事性的設備、設施與人員作為武器，加速戰 爭，讓對手來不及應對，防不勝防（2005: 25-29）。Galli 相當有創意地將此一
維持對對手的威脅；後者則以非軍事性的設備、設施與人員作為武器，加速戰 爭，讓對手來不及應對，防不勝防（2005: 25-29）。Galli 相當有創意地將此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