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生命政治格局中，生命權力藉由控制社會與資本主義生產新階段而 更為全面與綿密，其結果是生命權力更加依賴關係網絡的建構來維持其延續與 宰制，奈格理心目中的另類制憲力量，從這個新格局，在自發性與連結性的生 命政治主體的集體性生產中得到了成熟的政治條件：
通過協同共作，制憲的力量將社會性的營生勞動，從一切宰制中釋放出來…藉 由解放過程的發展，充填了構成性力量的內涵：營生勞動的生產性內涵。這個 過程首先會創造出危機….但這個在資本的社會化與集中化過程中就必然註定 的危機，本身也是創造性的。（Negri, 2009: 264）
奈格理藉由「推進傅柯」重新表述了傅柯曾經用抵抗這個說法所模糊表述 的，生命權力與生命政治之間的關係，這賦予了生命政治這個概念幾個重要的 新內涵：第一，生命權力與生命政治在某個層面上來自於同樣一個內在性網絡；
第二，通過此一內在性網絡自發性的社會生成，生命政治的生產具有本體論上 的優先；第三，儘管來自於同樣一個內在性網絡，但生命權力與生命政治最終
是全然不同樣態，從而必然對立的政治主體生產。傅柯曾經在伊朗革命中，發 想一種最大程度的抵抗與最大程度的團結之間完美疊合的「靈性政治」，以及他 或許興致不高的集體性政治主體，在奈格理的生命政治論述中，將得到新的現 實血肉，此即雜眾：
真正的問題將會是擴大灌注在雜眾身上，共同（the common）的顛覆性欲望…
將之制度化，轉化成建構性的力量…從共同來定義雜眾。第一個要素關乎社會 本體論：對非物質性與智識性勞動的肯定…它將能在剩餘（in excess）中創造。
這個剩餘是在「網絡」中發展出來的，從這個勞動本體論的觀點來看，這就提 出了如何為未來的民主確保各種網絡模式的問題。網絡是一個溝通體系，協作 的價值，無論是生產性的還是政治性的，都將在完全意義上構造起來。共同的 第二個要素是生產的物質性預設，將不再需要資本或剝削而存在，從這個角度 來說，資本主義會漸漸地寄生在共同的積累之上。共同讓存有建構起來，並且 無法被任何人挪用與掠奪…共同是我們起造民主不可能或缺的質料。（Negri, 2007a: .67）
奈格理這段話精要地總結了上一章的討論，也可以概括他與哈特在 2000 年出版，紀傑克譽為「為我們的時代改寫了共產黨宣言」的《帝國》一書中，
引起激烈討論與爭議的「帝國與雜眾」論題。帝國與雜眾基本上是生命權力與 生命政治這組概念對子的對應，帝國表述了當前全球政治的生命權力支配樣態，
其最主要的特徵是，它沒有任何實質的制度形式對應，它是一個動態的支配體 系：
體系化的整體在全球秩序佔據支配的地位，與過去所有的辯證，與似乎是線性 與自發的，對所有行動者的整合果斷地決裂。可是，在這同時，共識的有效性 卻在某種最高指令權威之下更清楚地出現。所有的紛爭、危機與一切的分歧，
都有效地推進整合的過程，並藉由同樣這些舉措召喚中心化的權威。萬般不離 和平、平衡以及紛爭的中止，全球體系（首先是帝國式法權）的發展，似乎像 是一部進化的機器，反覆不斷地施加種種契約化的程序，促成體系平衡…這個 機器似乎預先決定了權威的運作，以及整個社會空間的行動，一切的動態都各 得其位，在體系當中都能找到階層關係所賦予它的指定位置，此一被先行建構 起來的動態，定義了世界秩序的帝國性建構（imperial consitutionalization）過 程的現實。（Hardt and Negri, 2000: 14）。
沒有相應的制度形式，意味著帝國說穿了不過是純粹技術性的治理，行政 官僚的工具性手段擺脫了一切政治目標的制約，帝國的治理沒有任何傅柯所說 的「權力策略」的深度，它是「非策略性」的，帝國沒有必要區隔治理手段的 理據（無論是不是規範性的），所以，它是「播散性與差異化」的機制，2001 年在義大利熱那亞的 G8 峰會，警方強力鎮壓反全球化運動，一名青年當場被 射殺，這是帝國的治理；人蛇集團將人關進密不透風的船艙是帝國的治理；黑 社會用以控制小弟的手段是帝國的治理；「鼓勵」學者拚命生產論文的學術評鑑 機制也是帝國的治理；新手爸媽照著育兒書琢磨教養技藝也是帝國的治理；勵 志與靈修話術、小組式組織、綿密的回報監控等等新興宗教招攬信徒的方法更 是帝國的治理，簡言之，一切的支配關係都是帝國的治理，「帝國式管理的一致 化母體與最為顯著的價值就在於其局部的有效性（local effectiveness）」（Hardt and Negri, 2000: 340-342）。帝國並不「自自身的意志而生」，而是「被召喚而出，
其根基是它解決衝突的能力」，帝國的擴張「深植於其所著意解決的紛爭的內在 軌跡」（Hardt and Negri, 2000: 15）8。
帝國是所有權力技術與策略在全面工具化以後，各種權力機制既能保持其 局部有效性，又能全面實現權力技術流通，既高度差異又全面一致的「平滑表 面」（smooth surface），在這個空間中，「不會有有權力的居處：權力既無所不 在，也無處可見。帝國是虛無飄渺的『烏有之邦』（ou-topia），堪稱『無界之所』
（non-place）」（Hardt and Negri, 2000: 190）。這是為什麼奈格理強調，帝國式 的主宰重點「不在於其形式，更多在其由各種力量關係所構成的實質具體的面 向」（2008b: 12）。帝國沒有相應制度形式，沒有治理理據，沒有權力策略，最
8 如果一切的支配都是帝國，反之，一切抵抗也都歸之於雜眾，雜眾是取代無產階級的分子化 革命，「革命的戰爭，這個在古典共產主義理論中最核心的要素，現在成了一個日常的事實…
當我們說到絕對民主，我們所意指的是通過政治手段、政治鬥爭、運動的做成與起義，來起造 一個新世界，打造新的空間，新的共同空間，並捍衛它們的能力」（Negri, 2017: 131）。
主要的原因是，雜眾無法治理，無從治理：
…不再全然被資本主義積累的法則所制服…通過流通，雜眾重新奪佔了空間，
並將自身建構成積極活躍的主體。當我們更仔細地看這個主體性的建構過程是 如何運作時，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由頗不尋常的地誌學，潛伏於地下且勢不可擋 的塊莖（rhizomes）所描繪出來的新空間…這些活動常要付出可怕的代價，但 也在其中存在解放的渴望，除了重新佔奪新空間之外無法被滿足的渴望，圍繞 在其周圍構建了新的自由。這些運動所到之處，都界定了生命與合作的新形式，
他們隨處都能創造財貨，而寄生的後現代資本主義完全不知道如何吮吸無產階 級的鮮血…（Hardt and Negri, 2000: 397）
雜眾的優勢是它現在藉由各種生命政治的交流網絡，無所不在地生成起來，
在生命政治網絡中自我培力起來的雜眾「機警躲避國家控制，並促進控制全球 資本各種附屬體的溝通交流網絡，同時也能促進民主行動在全球層次上的自我 組織」（Passavant, 2003: 3-4）。如果對傅柯來說，生命政治治理部署最終的理想 是創造一個能夠經受差異化過程震盪的新自由主義社會，那麼，奈格理「推進 傅柯」的結論是，帝國將自掘墳墓，無從以任何治理手段加之調節的雜眾，是 帝國的掘墓人，「帝國的力量再也不能用置換抗爭項目的調解性方案，來解決 社會力量的衝突」（Hardt and Negri, 2000: .393）。因此，帝國龐然無以抵擋是假 象，深究其內在理路，雜眾勢將逆轉：
從一個角度上來看，帝國很清楚地凌駕於雜眾之上，並使雜眾屈從於它全面支 配的機器，但同時，從社會生產與創造的角度來看…這個階層就被逆轉。雜眾 是我們社會世界的真正生產力量，而帝國不過是靠雜眾活力才得以苟活的擄獲 性部署9（Hardt and Negri, 2000: 62）。
帝國的劣勢在於，第一，作為生命權力，其存續仰賴雜眾在生命政治部署
9 對奈格理來說，雜眾此刻正難以約束與限制地擴張，《帝國》不再只是呼喚它到來的「宣言」
（manifesto），而是「宣告」（declaration）雜眾刻正活躍的存在，《帝國》出版後一連串的運動、
抗爭與佔領，正是見證：「這些運動實際上已經提供了一系列能夠成為建構性過程基礎的制憲 原則…這些運動也賦予自由、賦予我們與共的關係、賦予一連串重要政治安排新的意義，這些 都遠遠超出當前共和憲政的界線…現在的任務不是在一個不變的秩序中，定紛止爭新的社會關 係，而是創造一個建構過程，組織這些關係讓它們延續下去」（Negri, 2012: 7-8）。
中的內在性生成與生產，「帝國的全球性迴路得要吸納身體，欲望與語言，這意 味著，沒有雜眾的行動，帝國秩序將無以生產與再生產」（Read, 2001: 29）；第 二，帝國生命政治化的支配，不能不依賴這些生命政治的部署，「帝國的命令要 透過生命政治式控制的各種樣態來運作」，可是，「這些樣態是以生產性的雜眾 為基礎與目標的」（Hardt and Negri, 2000: 344），在這個新的權力格局中，力量 位在雜眾的構成性潛能這邊，帝國只有被動回應雜眾的份，「帝國將只能藉由回 應雜眾的抗爭，才成功構造其結構」（Negri, 2008a: 17）；帝國第三個劣勢是，
如果帝國的支配始終依賴於局部性權力機制的有效性，那麼，所有或大或小的 抵抗與抗爭，都將顛覆帝國，如果「資本越是延伸其全球性生產網絡與控制，
任何一個反抗的個殊點就越有力量」，「所有的運動當下就其自身就是顛覆性的，
無待任何外力之助，或者延伸，以保障其有效」，內在性網絡每一次的動亂，每
無待任何外力之助，或者延伸，以保障其有效」，內在性網絡每一次的動亂，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