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傅柯來說，暴力就其作為被封閉一切「自由博弈」可能性，從而出現在 權力效應最末端的現象，這樣的「暴力現象本身」並沒有特殊的理論意義4。真 正的關鍵是，讓這個作為手段的暴力被允許，如何被允許，以什麼方式被允許，
各種始終會有自由空間的權力部署，是怎麼被交織起來的？需要探究的是生命 與死亡的互兌是藉由什麼樣的樣態與組合出現，正如傅柯所說，殖民拉美奴隸 的技術，如何重現在19 世紀的歐洲？以及英國人發明的集中營，如何成為極權 體制的重要元素？權力技術的傳遞有其自身的歷史，傅柯所關注的是對其軌跡 的探究（2000d: 239），所以，實境虛擬化技術，既可以是裝配在遊戲裝置中的
4 不可能存在「完全」的暴力與宰制關係，如傅柯所說，即便存在全面宰制另一方的權力關係，
另一方也「還有自殺，還有跳出窗外，或者殺了對方」的抵抗，「在權力關係中，必然有抵抗 的可能」（1997b: 292）。
無害部署，也可以是裝配在無人機武裝裝置中，實現人類歷史上最有效率的殺 戮。因此，大規模的屠殺與抽一口雪茄的「死亡效應」，在沒有進入到生命政治 部署的流通前，「就其本身」並沒有差別，集中營也不必然比菸害警語更「暴力」。
換言之，暴力的使用，單單就其本身來說，沒有任何政治理據。而在「推進傅 柯」的生命政治論述及其帝國與雜眾的對立命題當中，奈格理修正了傅柯這個 命題。首先，他強調，暴力的使用不再具有任何法理上的正當化功用，不管是 作為暴力的壟斷以避免人民內部的自相交戰，還是以戰爭的形式作為國家之間 的自我保衛，暴力只餘技術性作用，「成為單純的行政與治安運作」，讓所有的 戰爭成為「行政與治安權力的專屬場域」（Hardt and Negri, 2000: 345）。如Wendy Brown 對當前主權權力轉變為一種導引新自由主義經濟運作，並拆解（detach）
政治的「神學性政治實踐」的觀察，一方面其運用從民族國家場域轉進到資本 積累的場域，另一方面則藉由例外與人道理由從而「得到上帝認可」的暴力使 用，完全無視國內法與國際法，導致當前對主權的討論都聚焦在「國家自體行 動與捍衛的權力」，不再是「人民（demos）自體創建律法的能力」（2008: 257; 251;
252-253）。戰爭與暴力依然沒有伴隨曾經聲稱的歷史終結而終結，帝國式主宰 與過去的主權差別所在在於，後者無論就其政治法理與具體運作，都在於通過 暴力的壟斷，對虛構的全面戰爭狀態，或者現實的內戰可能加以綏靖，帝國式 的主宰沒有這類的「核心衝突」，它是透過「一些由微觀衝突構成的彈性網絡組 織起來」（Hardt and Negri, 2000: 201）。
再更進一步說，支撐帝國這個新政治格局的雜眾，已經完全無需藉由任何 制度的形式與限制來生成「政治體」，那麼，對暴力或戰爭的構思或者實現都不 再具有任何「生產性」的作用，它只有打擊雜眾，切斷雜眾的連結，避免雜眾 任何一次的抗爭直搗帝國核心，也在這個意義上，傅柯將主權權力視為極不經 濟的權力流通形式，將在帝國的政治格局中捲土重來，因為帝國將無從分辨什
麼樣的抵抗將會直搗帝國核心，帝國的暴力使用內在就具有過度（excessive）
的傾向。這是奈格理在當代脈絡下推進傅柯的生命政治論述過程中，對於暴力 此一主題第二個重要主張：帝國的生命權力需要配置一種在最後環節介入，透 過直接的擊打，以阻卻雜眾生成連結的「例外性」暴力。
暴力使用的純粹技術化，說明了「權力最終的絕對性」的政治理據：在帝 國這個虛擬的高端治理機器中，暴力用以控制邊緣的事件，在「最後環節」才 會動作，在體系崩潰的時候進行必要的干涉，所以，暴力應該「被看作邊際性 與邊緣性的」，而正如戰爭維安化的現代現象所顯示，帝國中的暴力使用程度甚 至因為其生命政治的部署而激化，帝國式主宰的特徵即在於在其整體作為虛擬 的高端治理機器，與局部性的暴力使用之間的不連續（Hardt and Negri, 2000:
39）。帝國性的「權威」模式沒有任何生成政治共同體的能力，它只有兩個作 為絕對暴力的「初始座標」：掌控例外的法權性權力，以及其調用治安力量的 能力。（Hardt and Negri, 2000: 17）。在帝國的政治格局中，主權不過是掌握（國 內或國外）治安機器以進行擊打，純粹技術化的政治容器，而例外也不外乎字 面意義上的意義，並沒有更深刻的政治法理。這是奈格理批判阿岡本生命政治 論述的起點，先看奈格理一段話：
就主權這個概念在治理上所宣稱的棄置，以及這樣的棄置在「例外」此一範疇 中清楚明確的重新組合，應當批判從而要重新串連這裡所提出來的問題，…對 這些問題的解答在於重置問題…假如一方面主權權力的施用，並沒有在訴諸「治 理」以重建其效力時而弱化…另一方面如果主權的概念確實沒有在面對規範面 向上的土崩瓦解而落入危機，而反倒能用「例外」當作託辭（在這個狀況下實 在不得不承認，越是把主權這個概念的危機講得更多，它的源頭就越深刻），這 也就是說，主權這個概念之所以陷入危機，是因為相對於其他社會體正當性的 根源，相對於其他的建構性過程與力量而言，主權已經不再具有優勢。（2010:
208-209）
重置主權問題的意思，指的是將主權放回其聲稱取得主宰的動態過程，而
不再是任何建構政治與共同體的根本權威或基礎，這也意味著，主權任何自我 宣稱的存在，不過都是力量抗衡的結果。而儘管沒有指名，但就其棄置與例外 等用詞，奈格理這段話指定「應當批判從而要重新串連」顯然針對阿岡本而來。
先簡單總結奈格理藉由推進傅柯，在生命政治這個主題上所提出的兩個主要命 題：第一，生命政治的部署藉由流通性與連結性的網絡串連了雜眾，而在資本 主義新階段下，帝國只能仰賴雜眾的生成而「倖存」，於是，傅柯語焉不詳的抵 抗，得到了具體的血肉；第二，由於雜眾作為制憲力量的主體，內在地具有自 體生成共同體的潛力，所以一切的支配關係都失去了正當性，帝國的權力既免 不了「經受在地權力動態的波動」，因而只能「以行政程序的例外狀態之名」回 復常態，而這個過程從來都不會成功。這是帝國在藉由生命政治部署（必然且 不得已）生成雜眾的另一端，所必須要配置的「最終極生命權力」：對生命力量 的絕對顛覆（Hardt and Negri, 2000: 20; 346）。在傅柯生命政治論述沒有特別地 位的絕對暴力，藉由完全技術化的姿態，通過治安與例外，在帝國的新政治格 局中得到了政治理據。帝國阻擋不了雜眾，因此只能施加絕對的暴力以對，雜 眾絕對的肯定性力量，把帝國的宰制力量推向一個「完全抽象與完全空無的一 致化」，在這個生命政治脈絡下，帝國的支配不過是「紙老虎」（empty machine），
不過是「寄生性的機制」5（Hardt and Negri, 2000: 62）。一言以蔽之，在已然可 以藉由「語言工具、情感工具與思考工具」等等來「建構共同關係」的帝國新 格局中，從生命政治的生產性這個面相來看，「裸命」（再次沒有指名）的批判 是遠遠不夠的（Hardt and Negri, 2009: 308）。
奈格理透過傅柯指出雜眾作為生命政治的生產，從而對立並優勢於作為生
5 甚至於，以肉身作為武器，也同樣具有揭穿絕對暴力不過是紙老虎的作用，「即使是表面上 絕對的權力，也完全被拒絕全面控制生命的實踐所置疑，像是自殺性行動，從僧侶的抗爭到恐 怖主義的自殺攻擊。當生命自身在挑戰主權的鬥爭中被抹去，主權所行使的生殺大權也就變得 毫無作用，肉身的自願性與絕對的否定抵銷了對抗肉身的絕對武器」（Hardt and Negri, 2004:
332）。這也可說是傅柯「自殺也是一種抵抗」說法的某種推進。
命權力之施加的帝國。對他來說，阿岡本的生命政治論述完全沒有此一抵抗性 面向，他批評阿岡本「將生產性界定（productive determination）從生命政治的 概念中排除」，阿岡本否認了「（生命政治）這個概念可以從生命權力之外獨立 乃至於超越」，在其生命政治論述中，無從把整個生命政治能夠構思成「對立性
（dichotomous）場域」（也就是雜眾對抗帝國）的可能，在奈格理看來，阿岡 本從裸命入手這個主題，使其「生命政治邏輯最多只是一個各種力量雙極化不 斷遞移（bipolar and transitive）的場域」，也就是困在裸命與生命形式的雙生之 中，導致所有生命生產的生成，在「從來可逆的流動」（ever reversible flow）
中，被倒推回主權對裸命的棄置，從而所有「生產性力量」，都只能歸之於裸命，
歸之於生命權力，在奈格理看來，阿岡本如是就讓生命政治（顯然是奈格理式 的生命政治生產）的動態潛能完全被抵消掉（2007a: 122; 121），如奈格理所說：
例外狀態以一種晦暗的舞台背景登場，抵消了所有的前景（horizon），使其黯 然失色，一切的前景都被重新連結到一個除了毀棄以外無從創造感知（produce sense）的本體論（ontology）。這樣一個為法（或說為法的缺席）所完全兼併的 存有，全然無從生產（unproductive），然則唯有號召出基進的革新與革命性的 活動，才能賦予現實意義。但（對阿岡本來說）全無此一徵兆。（2007a: 118）
在奈格理看來，抵抗如果只在邊緣的「極端的赤裸性」，那是不會有任何意 義上的出路（Negri, 2017: 122），奈格理據此認定，由於對（後）現代勞動與社 會 關 係 及 其 動 態 的 分 析 闕 如 ， 讓 阿 岡 本 只 能 閉 鎖 在 作 為 「 死 亡 政 治 」
在奈格理看來，抵抗如果只在邊緣的「極端的赤裸性」，那是不會有任何意 義上的出路（Negri, 2017: 122），奈格理據此認定，由於對（後）現代勞動與社 會 關 係 及 其 動 態 的 分 析 闕 如 ， 讓 阿 岡 本 只 能 閉 鎖 在 作 為 「 死 亡 政 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