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柯卓具洞見，在方法上要「摒棄利維坦模式」（2003: 34）的生命政治論 題，引發各種迴響與討論。總結傅柯這個將主權與生命權力對立起來的生命政 治論題：相較於生命權力透過各種權力技術，「對身體的管理以及對生命精心算 計的經營照看」（1980a: 140），主權是一種極為不經濟，需要反覆透過浮誇儀式，
最終需要動用暴力的權力模式，因此，主權的「至高」就來自於它「奪走生命 或者讓其活著」（take life and let live）的生殺大權。傅柯的生命政治論題之所以 在當前引起各種迴響、爭辯與討論的其中一個主因是，對傅柯來說，「生命」
作為主權權力的參照，其存在的理據僅僅只是可供主權以不甚經濟的方式加以 耗費，最終將之殺戮，以證成其至高地位的對象。如果對傅柯來說，現代政治 是一個各種權力技術、策略與部署將生命這個活生生的存有納入政治支配的生 命權力時代，那麼，這樣一個必須「割斷國王的首級」與「摒棄利維坦模式」
才能加以探究的生命權力，就與主權的問題意識，諸如其極不經濟的權力流通 或「至高」的性質無關。更精簡地說，除了純粹的耗費之外，生命與主權之間
再沒有任何關係。對於傅柯這個論斷，儘管阿岡本的提問有些崎嶇1，但仍無礙 於他精闢的洞見：主權的至高有其特有的生命政治法理，在概念分析上，主權 與生命之間的複雜關係，無法用純粹耗費所界定的生殺大權加以打發，主權有 其生命政治法理，阿岡本概括稱為「裸命」（bare life; Nuda Vita）：
將裸命含括進政治場域之中，構成了主權權力原初的核心，即便是隱而不見的。
甚至可以說，主權權力原初的動態就是生產一個生命政治式的身體。在這個意 義上，生命政治起碼與主權式例外一樣古老，現代國家將生物性生命置於其流 通的核心，不過是將這個糾合權力與裸命的連結顯露出來。（1998: 6）
主權的至高有其特有的生命政治法理，一具等待受刑的身體，僅就其本身 不是至高主權的「生命政治」理據。「利維坦模式」，也許存在隱微的生命政治 線索，這個「主權的生命政治法理」問題意識，是
Esposito 與阿岡本對傅柯生
命政治論題的批判與增補。對傅柯來說，對現代權力的分析，之所以需要割斷 國王首級，是因為主權的利維坦模式，作為論證主權至高人身位格的法理理論，基本上完全無視現代政治中的生命政治現象，不過，近年來越來越受到關注的 義大利哲學家Roberto Esposito 強調，傅柯著意切斷現代性的權力運作與主權權 力的生命政治論述所忽略的是，「被保全的生命」（secured life）這個生命政治 形象，是接合主權的至高與生命的重要環節，主權政治的問題意識中，本身就 包含了某種看似互相衝突的生命政治效應：主權的生殺大權，在某種意義上來 自於，並伴隨對個體生命的保全。Esposito 更透過對霍布斯的別具一格的詮釋，
來闡述其生命政治論述，同時，也是對傅柯的回應。Esposito 對傅柯生命政治 論述的批判性解讀，提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理論問題：主權與生命政治之間的
1 說阿岡本的提問「有些崎嶇」的意思是，他開啟這個論題是質疑生命政治的政治技術與自我 的技術之間的模糊關係，「權力這兩個面向的匯合在傅柯的作品仍是異常地不清晰」，阿岡本認 為，傅柯沒有解答的是，在生命權力所作用的身體上，「個體化的技術與整體化的程序所匯合」
「無從分別的地帶」在哪裡（1998: 5; 6）。阿岡本開啟這個提問嚴格來說不甚精確的原因是，
一方面，正如論文往後兩章所接下來要討論的，其實在傅柯嚴格區別主權與生命權力的生命政 治論述中，這個問題是能解答的；另一方面，如果阿岡本的底牌是「主權的生命政治法理」，
其實他沒有必要走進傅柯嚴格區別主權與生命權力的生命政治問題意識框架中去問這個問 題。
是如何關聯起來的？而對他來說，傅柯沒有清楚回應的是這兩個體制（regime）
究竟是如何接合在一起的（2008: 33）？Esposito 強調，傅柯生命政治論述的這 個「範疇上的精確」（2008: 14）問題，將導致他無法說明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 政治樣態，以及無法解釋生命政治論述當中的一個重大悖論。他首先質疑的是 傅柯將生命政治從主權切割出來的做法：
（傅柯的）生命政治概念是從與主權的典範對比中衍生出來，在此大行其道的 也是否定性的樣態：生命政治打從一開始就不是主權式的。生命政治不只是有 它自己的光，同時還被某種走在它前面的東西給照亮，主權漸漸黯淡，已成黃 昏的餘光照在生命政治身上。（Esposito, 2008: 33）。
在這個生動的意象場景中，傅柯讓走在生命政治前頭，照亮它進而讓生命 政治背後的主權漸漸黯淡的是什麼？此即「治理」這個新範疇。在Esposito 看 來，傅柯用生命政治的概念在現代的主權政治框架插入了一個治理這個範疇，
因此，是生命權力治理的勃興，而非主權的契約法權模式，才界定了現代政治 的根本框架，「治理所付諸行動的所有政治實踐轉向了生命、其過程、其需求、
轉向了其種種斷裂」，治理全面且綿密的延伸，其結果是原本在主權模式，扮演 調節主權權力與個體權利形式關係的法，也跟著轉入對生命的調節，「法的場域 逐漸從基本上關乎意志的超驗層次典則與禁令，轉移到處理身體，內在層次的 規範與法則」，在此，政治與生命在這個新場域中以一種有別主權的方式碰頭，
過去作為「無法變更而給定」的自然或生命，現在不再是預設條件，而是「在 一個作用與回饋，推進與抵抗的博弈中，一系列可加以調整的因果、力量與張 力的產物」，不再是過去那個掌握生殺大權的主權式權力，所針對的純粹肉身性 生命，治理式權力所瞄準的是透過規範而規訓並將之常態化的生命，這樣一個 政治化的生命，不再是本質性範疇或本體基礎，而是由治理式權力與生命之間 交會的「移動性邊緣」（moving margin）所界定（Esposito, 2008: 28; 30）。生命 因此藉由治理的部署而有了不同的地位與界定。但對Esposito 來說，傅柯並沒
有闡明主權與治理之間的關係，實情是，大規模的屠殺與毀滅並沒有伴隨治理 性權力的崛起而消失，對他而言，傅柯在《必須保衛社會》講座中的這段話，
正好表明生命政治的悖論：
要麼是主權，用上原子彈的主權，從而這就不會是生命權力，像是從19 世紀以 來的那種保障生命的權力；或者說，處於一個完全對立的極端，你們不再有一 個多過於生命權力的主權大權，而只有一種完全多過於主權生殺大權的生命權 力（2003: 253-254）。
這個悖論在理論層次上可以這樣表述：在生命政治的治理框架中，究竟是 如何將死亡的要素給含括進去的？Esposito 的批評無疑也有現實對應，畢竟「死 亡被投射進生命的迴圈中」這個現象，不僅僅在納粹的極權主義中出現，也是 此後現實政治中反覆出現的現象，不解開這個悖論，傅柯生命政治論題的現實 解釋力恐怕就要打折。而在Esposito 看來，從傅柯引進種族主義來詮釋極權主 義的做法看來，傅柯還是沒有解決這個悖論，納粹的極權主義到底是舊主權權 力，然後拿起一種與不來自於它自身的生物性種族主義當作武器？還是一種用 上「類主權」的生殺大權，以賦予國家種族主義生命的生命政治權力？怎麼說 兩者看起來都差別不大（2008: 43; 41）。傅柯生命政治論述在概念上的不甚精 確，也反映在他對生命政治的效應為何的模糊立場，Esposito 這麼說：
但生產什麼？什麼是生命政治的效應？在這點上傅柯的回應似乎方向上有所分 歧，涉及兩個從一開始就蘊含於生命政治（bios）的概念，但被置於語義學延 伸的兩極：也就是主體化（subjectivization）與死亡…根據這個似乎不允許任何 中介的分歧…要麼生產主體性，要麼創造死亡…要麼生命的政治（politics of
life），要麼加諸於生命的政治（politics over life）。生命政治這個範疇把自己摺
疊起來，成了一個謎，解答因此密不透風…似乎除了借助某種方法（modality），來把生命與政治同時對接（juxtapose）起來，否則由生命政治而出的這兩個詞 彙，是無法清楚闡述的…（2008: 32）
傅柯的問題是他將生命與政治對置起來，導致其生命政治論述，無法將兩
種截然不同的效應接合起來，而Esposito 解套的做法是探索一種能把生命與政 治「對接」起來的方法，他認為，必須探討一種將兩者視為「一個單一不可分 割整體」，生命與政治同時是「在相互關係中得到意義的構成性要素」的理論範 疇（Esposito, 2008: 45），在生命作為政治對象這個現象背後，更要關注的是生 命如何為權力所「擄獲」（catch）的方式，這個方式，同時也是 Esposito 重新 論述生命與政治關係的重要概念即是「免疫」（immunity）。免疫，就其生物學 意義上來說，是對有機體植入一個就其本身有害的元素，透過暫時性地弱化有 機體的既有能力，來達到最終強化有機體的效果，也就是說，為了保全自身，
生命必須放棄某些構成其力量，放棄某種內生的東西，透過這個局部性的自我 否定，來免於更致命的威脅（Esposito, 2008: 59）：
免疫是保全生命的一種否定形式，它挽救，確保並保全有機體…但並非以直接、
立即與正面了結的方式，相反，它讓有機體受制於一個同時會否定與削減其擴 張力量的狀況。就像給身體接種的醫療做法那樣，政治體的免疫功能與此類似：
立即與正面了結的方式，相反，它讓有機體受制於一個同時會否定與削減其擴 張力量的狀況。就像給身體接種的醫療做法那樣，政治體的免疫功能與此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