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生命政治戰場如何成形？如何轉進？社會敵人所要面對的是什麼新戰 場？這些問題不妨從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對治理的經典表述開始回答。
盧梭在《論政治安治》（Discourse on Political Economy）一文中對治理的闡述，
主要有三個要點。第一，他在亞里斯多德對政治與家計（household）的區分中，
再區分出一個，可以說是政治與家計的混合的新場域，由於運作上涉及各種人 事物的安排、協調與預處，因而接近於古希臘對家計功能的界定，但它形式上 必然涉及國家權力運作，盧梭將之稱為「公共安治」（public economy）。他呼籲 讀者必須謹慎區分兩種不同的政治場域，一是作為最高權威，擁有立法權利，
而在某些情況得要求整個民族承擔義務的「主權」（sovereignty）；另一邊則是 他稱之為「治理」，僅擁有行政權利，並只能要求個別個體承擔義務的公共安治
（1992: 142）。第二，盧梭強調，必須以法律將主權與治理這兩個場域銜接起 來，「立法者的首要職責是讓法律確認（confirm）總意志；對行政或治安而言，
公共安治的第一守則就是嚴格奉行法律」（1992: 147）。盧梭的意圖是，藉由法 律將兩個截然不同的政治場域銜接起來，以此調節公共安治本身的權宜性：
並不是說在治安（行政）以及安治種種無以計數的細節中，再無政府智慧插手
分析的雜多具體組裝，來取代單純權力形式的劃時代轉移…（主權）不再是一個領域中至高的 權力，而必須成為元素之一，進入到廣泛變異的關係中，有不同的可加之調整的功能，在一個 複雜的網絡與組裝中，有著變動不居的位置」（2017: 87）。
」
餘地。而是說，要在這些無以計數的場景中妥切行事，始終得要有兩個不會出 錯的法則：一是法律的精神，它能在法所無法預見的情況下中幫助斷定個案；
另一則是總意志，它是所有法律的根源與增補，在法律付之闕如的狀況下，就 應該要諮詢總意志。（1992: 147）
第三，主權與治理藉由法律聯繫起來，但就法律來說，它有一個最大的威 脅，也就極端不平等的財富分配，盧梭以此界定了政府治理最重要的任務：
一旦情勢演變到窮人需要保護，而富人需要約束時，最大的傷害就已經鑄下。
只有在均富的狀況下，法律的全部力量才得以展現。法律在對抗富人的聚斂與 窮人的貧困（indigence）時，一樣顯得無力：富人樂鑽法律漏洞，窮人力避法 律網羅，富人撕破法律之網，而窮人穿網而過。於是，政府治理一個最重要的 任務就是避免財富的極端不平等：不要劫富，而是消除聚斂的門路；不要濟貧，
而是避免公民變成窮人。（1992: 154）
就主權、法律與治理之間的連結來說，盧梭希望在主權（總意志）與治理
（公共安治）之間，可以藉由法律而銜接起來，並藉此壓縮「政府的智慧」在
「種種無以計數的細節」中的插手餘地，以確保主權、法律與治理之間的接合，
同時，盧梭也敏銳地意識到貧窮的問題是治理的重大要務。盧梭的主張可以說 是一個窮途末路的抵抗，因為，在傅柯對治安的論述中，治理早在盧梭之前就 已經擺脫主權與法律的束縛，進而發展出自身的政治理據，甫進入資本化的市 民社會，也早已有自己對付窮人的策略。傅柯指出，從17 世紀以來，市民社會 中就已經開始出現一些藉由關注道德與生活舉止，來規訓成員的自發性組織與 結社（2015: 102-104; 2000a: 60）。例如，貴格會與衛理公會等宗教性的團體、
間接附屬於宗教團體的協會，例如在1737 年關閉，又在 1760 年重啟的「道德 改良協會」、準軍事化的民防團體以及在重要的經濟設施中自發性成立的私人保 安團體，傅柯強調，在考察這些形形色色團體的目標與執行方法時，所發現的 是「在小布爾喬亞團體中從底層而出的對道德的重整」（2015: 105-106; 2000a:
63）：
這些結社的主要功能不在於偵查與懲罰犯罪，而首先在於打擊道德缺陷，甚至 於防微杜漸，打擊諸如無所事事、聚眾賭博、苟且荒淫的種種心理僻好、頑劣 惡習與行為舉止。它也包含了打擊利於道德缺陷的淵藪，像是酒館、賭場與妓 院等等，最後，它所涉及的，不是創造像是刑罰這種東西，而是某種更為正向，
也更為持久的東西：教誨，對行為舉止的諄諄教誨。（2015: 105）
傅柯特別關注一個在主流政治思想中並不入流，但卻被他頗具玄機地「譽 為」能與康德比肩（2015: 108）的人物，此人即是建立英國首支現代化民防警 力，泰晤士河警備隊（Thames River Police），堪稱「治安科學」奠基者柯夸洪
（Patrick Colquhoun）。柯夸宏認為，為了市民社會的財產安全，社會所需要的 不只是明智的法律，還需要「明察秋毫的警力，以及一個正確約束體系的翼助」
（轉引自Neocleous, 2000: 49），他將「預防」（prevention）視為治安的核心理 念（Neocleous, 2006: 29），要消除犯罪，預防勝於重罰，如他所說：
財產的安全不會跟著嚴厲的懲罰而來，畢竟實在沒什麼國家的刑罰比英國更血 腥了。財產的安全還是得歸功於更正確，更積極的治安體系…治安的真正本質 是預防犯罪，預防行為不檢。（轉引自Neocleous, 2006: 30）
而在「論窮困」（A Treatise on Indigence）前言中，柯夸洪這麼說：
在這個國家，或許可以把治安當成一門新學科。其特質不在於導致懲罰，這是 只隸屬於法官的司法權力，而在於犯罪的預防與偵查，以及其他各種為了市民 社會的良序與安適，內在調節的功能。（轉引自Neocleous, 2006: 30）
在這篇論文中，柯夸洪呼應了盧梭對貧窮問題的重視，但區分了貧窮
（poverty）以及懶散（indigence），他認為，貧窮是一種因為個人「必須努力勞 動以維生」的「社會中的一種狀態與情勢」；而懶散則是「人缺乏謀生工具」，
因此「無能以勞動達到自然所要求的程度」（轉引自Campesi, 2017: 195）。在《論 城鎮的治安》（Treatise on the Police of the Metropolis）這篇論文中，柯夸洪強調，
治安固然無法根除貧窮，也不需要根除貧窮，治安的作用是「妥切地管理窮人，
以讓他們不致於滑落到懶散的境地」（Campesi, 2017: 196），柯夸洪這麼說：
勞動對於所有的政府與治理來說，是絕對需要的，況且從窮人身上也只能期待 勞動，在適切的管制之下，他們不會變得有害，反而對所有國家來說都會很有 助益，從而，貧窮本身並不是惡，高度值得所有政府加強呵護的是，攸關謀生 工具的健康、氣力與秉性。（轉引自Campesi, 2017: 196）
柯夸洪強調，在適切的管制下，貧窮有助於勞動，而勞動有助於國家的力 量。治安不需要再考慮根除貧窮的問題，反過來，治安的作用變成「撐住貧窮」，
「建立一個體系，讓窮人撐住，在懶散的邊緣可以把持的住」，柯夸洪因此強調，
「貧民治安機構」的建立，在「國家的政治經濟體系具有特殊意義」，（轉引自 Campesi, 2017: 196）。治安的重點在於懶散而非貧窮，扣除導致懶散的身體病 痛與殘疾，是屬無力回天的情況外，其他會導致懶散的原因，柯夸洪都歸咎於 道德因素，因此，要打擊懶散，避免讓貧窮免於退化成懶散，柯夸洪認定，道 德上的重整有所必要：
所有大大小小的違法…根源都在人們的惡劣與敗德的習癖，以及各種其行為舉 止與結夥成群足以產生乖張惡習的設施之中，粗鄙的生活尤是…經濟上的援助 治不好這種腐敗，治不好這種道德上的腐敗。（轉引自Campesi, 2017: 197）
對傅柯來說，柯夸洪之所以能與康德比肩，並稱西方道德體系之父的主因 是，相當程度上，至少在治安對貧窮的管理這個範圍內，柯夸洪明白地切斷了 盧梭所重視的，治理與法律之間的銜接。或者最起碼，在治理與法律之間，需 要透過一個道德重整的中介，對柯夸洪來說，刑罰體系的根基是道德，「再沒什 麼比法律輕賤道德，更敗壞人心了」，因此「要對違反宗教與美德的罪行施加更 嚴厲的刑罰」，所以，必須要有一個監管個體道德的治安機制，在「刑事警力」
（criminal police）之外，處理所有大雜燴事務「一般市政警力」（municipal police）
（Neocleous, 2006: 30），法律甚至要為此讓位，成為「不過賦予這些監管機構
在道德層次上的介入與作用可能9」的法律（Foucault, 2015: 109）。在整個 18 世紀市民社會自發性抵制賤民，資產階級對賤民的治理實踐過程中，治安開始 慢慢擺脫切斷其與法律的連結，在對個體道德的監管中，取得其自主獨立的地 位。伴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新的「社會敵人」、新的權力技術，在傅柯看來，
這是兩個同時並進的「雙重動態」（double movement），第一，犯罪的暴力程度 與刑罰的殘酷程度都降低了，但伴隨「生產的發展與財貨的增加」，以及「對財 產關係法理與道德價值更多的側重」，「相應於非法活動型態轉變」所出現的是
「更嚴密的監控手段、對人口更細緻的劃分以及更有效的資訊查找取得的技術」，
也就是「懲戒活動的延伸與細緻化」（1995: 77）：
這是一種調整形構個體日常生活權力機制的成果，一種承擔起責任，將個體日 常生活的行為、身份、活動以及各種表面上無關緊要姿態納入監控這樣一種機 制的調適與改良。另一種應付人口紛歧複雜的力量與身體的策略，這裡所出現 的與其說是對被入罪者人性的尊重…無疑不如說是司法更細膩調整的趨勢，以 及對整個社會體更周密刑事映照（penal mapping）。（1995: 77-78）
如傅柯所提示，「任何一種刑法制度，都應該被看作是一種有區別地管理非 法活動的機制，而不是旨在徹底消滅非法活動的機制」（1995: 89），另一方面，
道德化刑罰預設了比刑罰機制「更細緻更廣泛的機制」，能把「類刑事」的管理 延伸到社會體中的權力機制，傅柯稱之為「存在的刑事化」（penalization of existence）（2015: 193），這是另一個更頗具玩味的「雙重動態」，一方面，18
道德化刑罰預設了比刑罰機制「更細緻更廣泛的機制」，能把「類刑事」的管理 延伸到社會體中的權力機制，傅柯稱之為「存在的刑事化」（penalization of existence）（2015: 193），這是另一個更頗具玩味的「雙重動態」，一方面，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