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傅柯對17 與 18 世紀政治治理的實踐與論述的考究中，治安隸屬於一個 如何將個體整合到國家之中的問題意識中，這個問題意識，傅柯稱之為「個體 的政治技術」（political technology of individuals）（2000i: 404）：
在現代國家中，個體對國家效益的邊際整合並不是沿襲希臘城邦特有的倫理共 同體形式，在新的政治理據中，它是藉由某些當時稱之為「治安」的特殊技術 來達成…為了把個體打造成一個對國家舉足輕重的要素，要在國家理性的總體
框架中，採行、運用與發展哪些種政治技術與治理的技術…這些技術與實踐會 賦予這個新的政治理據，社會實體與個體之間的新關係，一種具體的形式。
（Foucault, 2000i: 409-410）
傅柯指出，從16 世紀末到 18 世紀末，當人們在討論治安時，所指的都是 這樣一種獨特的技術，讓「在國家框架中的治理，得以藉由某些特有的技術，
來把人民治理成對這個世界有用的個體」（2000i: 410）。治安必須確保個體的福
祉，但在
18 世紀的治安論述，個體的福祉遠遠不是從其作為所有權的權利載
體來界定的，而是從其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傅柯援引17 世紀初 Louis Turquet de Mayerne《論貴族民族制王國》（Aristo-Democratic Monarchy），該書有高度 的烏托邦色彩，其中主張應該要有四個治安部門，其中兩個部門管理人的部門，
一個負責教育與人口登記，另一個則負責救濟鰥寡孤獨，傅柯特別指出Turquet 一個頗具玩味的主張：治安的真正目標是人。在這個當時看來全新的治安國家 想像中，傅柯認為，政治權力與個體之間的關係出現了歷史性的變化，「治理開 始面對個體」，「不僅僅依據其法理地位，還把他視為人，勞動著的人、從事交 易貿易的人、活生生活著的人」（2000i: 412）。
傅柯提到了兩個「治安學」發展的重要人物，一個是寫下《論治安》（Traité de la police）的 De Lamare；另一個則是 von Justi 及其供作教科書使用的《治 安原理》（Elements of Police），這兩本書總結了治安作為對人的治理，作為「個 體的政治技術」的幾個重點：第一，治安尋求以某種特殊的方式，將個體結合 到國家當中，「個體的幸福對國家存續與發展是必備條件」，既成為國家治理的 目標，個體的福祉也成為國家力量的要素，「人民的幸福就成了國家的氣力」
（Foucault, 2000i: 414），「人口」這個概念，即是個體透過治安而被結合到國家 時，所產生的新集體現象：
國民人口開始成為監督，分析，干預與調整等等的對象，開始出現了一種人口
技術，包括人口統計，年齡結構計算，對預期壽命與死亡率水平的計算，對財 富增長與人口增長之間相互關係的研究，刺激婚姻與生育的各種手段，教育方 式與職業培訓的發展…人口的生物性特徵，成了攸關經濟管理的因素，圍繞著 它們組織出一種部署就成了必要，這種部署不僅僅要確保其臣服，更要確保其 效用的提升。（Foucault, 2000b: 95-96）
第二，據此，治安所關注能夠提升國家能力的積極治理。von Justi 區分了 政治（politics; Politik）與治安（police; Polizei），前者處理諸如戰爭與司法等消 極任務，後者則肩負積極的使命，「旨在持續地提升新的能量，改善公民的生活，
強化國家的力量」，而更重要的是，治安的治理「不是藉由法律，而是藉由對某 種獨特、持續與積極性的方式，干預個體的行為。承擔消極任務的政治與承擔 積極任務的治安….」（Foucault, 2000i: 415）。傅柯說，從 18 世紀開始，所有對 治理技藝的著作，一定會有一些章節保留討論城鎮的治安問題，討論建築該有 的集體性機能，諸如公共衛生機能或安全機能等等，「這樣的章節在16 世紀對 於治理技術的討論是看不到的」，「不是建築師對建築的考量變了，而是我們對 政治人的反思變了」（2000g: 350）。傅柯強調，在 18 世紀，治安所承擔的新任 務是提升整體的環境素質（2000b: 94）。窮人的問題也是在這個脈絡下被凸顯 出來，「把貧窮固定在生產機制中好讓其變得有用」，確定「讓身強體壯的窮人 去工作，將之改造成有用的勞動力」，（Foucault, 2000b: 93），種種對賤民的道 德化監管，實際上正是「健康政治」（politics of health）的一個環節，與之相伴 的是：
總的來說，浮現出來的是，人口的健康與身體素質成為政治權力的本質目標。
在此，不是給一個特別孱弱、特別受到困擾，為人口當中棘手的邊緣存在提供 幫助的問題。而是如何提升社會整體健康檔次的問題。各種不同的權力部署被 調動起來負責各種「身體」，不單是要搾取他們的血汗，不單是要對他們橫賦 暴斂，而是要伸出援手，假如有必要的話就要加以限制他們，來確保他們良好 的健康。（2000b: 94）
在治安論述中，一脈相承的線索是國家藉由治安提升其自身的「健康」素
質，現在從社會自發組織的治安機制中，直接找到了工具，傅柯強調，伴隨社 會自發組織治安機制過程，隨之而來的實踐發展是其「國家化」，起先「只是用 在一整套確保城鎮安寧的調節舉措」，現在變成「治理所有領土的根本理據」，「城 鎮的模式成為可以應用到調節整個國家的基體（matrix）」（Foucault, 2000g: 351）
10，也就是說，國家藉由治安的部署接管了各種從基層社會中發展出來的規訓 機制（1995: 213; 2015: 107）：
雖然治安很肯定是以一種國家部署的形式而組織起來，雖然這也肯定直接連結 到政治主權的核心，但這樣一種權力行使的樣態，其所運作的機制以及其所應 用的要素，都是有所特定的（specific）。這是一種必須跟著整個社會體一起延 伸的部署，其所涵括的不只是極端的界限，還有對各種極為瑣碎細節的關注。
治安的力量必須「加諸到一切」…像灰塵一樣堆疊起來的一切事件、行動、舉 止與輿論，「一切發生的事情」。（1995: 213）
對傅柯來說，在 18 世紀的治安論述中所反映的社會想像，是一個在這個國 家透過接收基層監管組織，而將治安網絡散佈出去的過程中，從「封閉式的訓 導，某種社會性的隔離」到「被無窮地普遍化的全景敞視（panopticism）機制」
這個動態中，所形成的是一種「讓權力的效應既可以抵達最為細微的要素，也 可以帶到最遙遠要素」的「規訓社會」（1995: 216）：
規訓機制的發展與全面化構成了這些進程的另一個黑暗的面向。保障原則上平 等法權體系的整體法理形式，是由這些細微、日常又身體化的機制所支持，由 這些本質上並不平等，高度不對稱，我們稱之為規訓的微觀權力體系所支撐起 來的。意志的總和透過代議體制，以一種形式化的方式…形成主權根本的權威，
但在其基底，是靠規訓確保力量與身體的臣服。真實具體又肉身化的規訓，構 成了形式性與法理性自由的根基。契約或許可以看做法律與政治權力的理念根 基，全景敞視則打造出全面擴散開來的強制性技術，並且持續深入到社會的法 理結構中。（1995: 222）
10 傅柯後來將之修正為「國家的治理化」（the governmentalization of the state）（2007a: 110），
用以更精確表述這個國家接收各種規訓機制，接著在更廣泛的面向上將國家權力的部署延伸出 去的過程。下一節會更深入探討這個主題。
18 世紀治安論述為國家往後收編社會這些自發性監管機制，提供了政治理 據，「警察國家」，事實上是18 世紀治安論述夢想的烏托邦。De Lamare 說治安 要作「王的耳目，王的手腳」（轉引自Campesi, 2017: 142），延伸到社會的所有 層面去，為了達到治安的烏托邦，規訓的機制不可或缺：
為了要能夠運作，（治安）這種權力得要賦予一種持久、全面且無所不在的監控 工具，能讓一切隱而不現的事物變得昭然若揭。它得像是沒有臉孔的目光，將 整個社會機體，轉化為一個感知（perception）的領域：有上千隻眼睛密佈在各 處，流動著的注意力始終保持警覺，一個龐大的層級網絡…（Foucault, 1995: 214）
這樣一種由治安所治理出來的特定秩序，在18 世紀的治安論述中，有其特 殊的地位，這是下一節所要討論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