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岡本在但丁的《論世界帝國》一書中，看到了對另一種「雜眾」的構思，
雜眾作為「妥善運作的人類整體」（operatio humane universitatis），是無從為個別 個人的功藝，個別王國，以及各種結社形式，諸如家計單元、村落或城邦，易言 之，無從為各種部署所承擔並加以實現，其實現只在於，這樣的雜眾是純粹的潛
能性造物，只在於人是一種獨一無二，「藉由可能的智識而通曉領悟」（esse apprehensivum per intellectum possibilem）的造物（2007b: 7-8）。「藉由可能的智識 而通曉領悟」的意象，呼應了阿岡本曾經援引的，班雅明對卡夫卡的詮釋中，「研 習」的意象，班雅明說「研習但不再能運用的法是通往正義的大門」，研習但不用 運用，同樣的，也並不是將法「摧毀」，而是將法自身從法的運用中展示出來，取 消法的潛能與法的活動之間的關係，使之成為單純的「接觸」，這樣的「法」，像 是新手律師翻閱著古老的卷宗，埋首習讀，也就孕育了法另行用之的可能，阿岡 本對班雅明這個研習但不運用的解釋是：「這樣的解放正是習（study）的任務，或 者說玩的任務，這樣一種習玩（studious play）讓我們得以抵達正義的通達（passage）」
（2005: 63; 64）。
如果奈格理反覆指出，當前帝國無以分別戰爭與治安的暴力，是帝國對雜眾 最後的暴力手段，奈格理恐怕無法解釋的是，通過帝國生命權力部署所建構生成，
而並沒有動搖權力關係的雜眾，為何會遭遇帝國暴力的擊打？對阿岡本來說，「雜 眾」真正讓帝國畏懼與棘手的，並不在於它依附著生命政治網絡生成的具體的樣 態，而在於它讓帝國無從辨識，無從辨識其是被摧毀了非潛能，而被帝國所部署，
還是在「習玩」完成的過程中，擱置了部署而潛能化？如阿岡本所說，「部署越是 在生活方方面面滲透與彌散其權力，治理就越會發現自己面對一個難以捉摸的要 素（elusive element）：越是柔順地服從它就越是看來要逃離其掌握」（2009: 23）。
此即阿岡本所說，將臨的政治（the coming politics）的新意，「不再是對征服或控 制國家的鬥爭」，而是在讓曾經將生命反覆切割，在現代政治中散播穿透到每個個 體的生命政治部署停擺失效，無以運作的過程中，使得國家與國家的生命政治機 制再無從辨識，從而每個裸命都被翻轉成新生（natality）的潛能，成為獨一無二 的個殊者（singularity）（Agamben, 1993: 85），無以界定得無論那是什麼東西
（whatever being）才遭遇了最暴力的擊打。
2016 年 10 月，第六屆香港立法會爆發宣誓風波。多位民主派議員，因為在正 式就職宣誓時，特意修改誓詞或增添內容，而被立法會秘書長拒絕監誓，未完成 就職程序。根據香港高等法院法官夏正民在2004 年的裁定，立法會議員必須在宣 誓時，「完整」讀完誓詞。不過，對於何謂「完整讀完誓詞」，立法會向來從寬認 定。例如，泛民主派議員梁國雄在2004 年宣讀誓詞前，加上「效忠中國人民和香 港居民，以及爭取民主、公義和捍衛人權、自由」等字句，依然被認定誓詞有效，
2016 年他一邊宣誓，一邊以「道具」輔助，撐開一把寫滿政治標語的黃傘，最後 更當場撕毀誓詞，也依然被認定有效。2012 年，黃毓民在第一次宣誓時，拒絕讀 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部字句，而被裁決宣誓無效，到了第二 次宣誓，他以「一邊咳嗽」一邊宣讀，取巧迴避敏感字眼的方式「完整」讀完誓 詞，也依然被認定而就任。從這些爭議個案看來，香港立法會對於「完整宣讀誓 詞」的認定，可謂相當寬鬆，只要宣讀完整誓詞，不論是否在誓詞前後加上其他 語句。即便在政治氣氛緊張的2016 年，曾為雨傘運動學生領袖，本屆立法會最年 輕的議員羅冠聰，在宣誓前後，分別高呼「我絕不會效忠於殘殺人民政權」與「權 力歸於人民，暴政必亡」，最後也被認定宣誓有效。若非因「青年新政」兩位年輕 議員梁頌恆與游蕙禎修改後的誓詞，涉及辱華與港獨等敏感議題，而引發後續爭 議，導致最後的人大釋法。否則，本屆議員劉小麗以「隔五秒讀一字」的方式，
耗時12 多分鐘讀完誓詞，循往例恐怕依然會被從寬認定完成宣讀。
這個關於「宣誓」（oath）的個案，具現了權威、權力、榮光與治理之間隱微 複雜的關係。不妨以此作為論文探究阿岡本的結語。首先，在傳統意義上，宣誓 連結了權威的存在與權力的行使，宣誓是一個將政治身份與官職將來的權力行使，
與共同體的權威接合在一起的榮光儀式。在現代政治的實踐，宣誓往往已經流於 聊備一格的儀式，正如Paolo Prodi 經典的《權力的聖禮：西方憲政史中的政治宣 誓》研究所認定，在現代的政治體制，宣誓已經失去了過去與政治體維持神聖與 莊嚴關係的作用。然而，宣誓儀式的「聊備一格」，凸顯了一個關鍵的政治難題，
這個難題，正如鄂蘭頗為生動的比喻所說，「我們得到了遺產，但卻沒有遺囑」，
先看鄂蘭一段智識密度頗高的文字：
權力不需要證成（justification），其內在於政治共同體的根本存在之中，它需要的 是某種正當性（legitimacy）。把這兩個字眼當作同義詞，不無誤導而且讓人困惑…
當人們集聚（get together）在一起，並偕同行動（act in concert）時，就會產生權 力，但權力從最初的集聚中得到正當性，而不是從一切之後的行動中得到正當性。
要是正當性被挑戰，就會訴諸過去來為自己紮根，然而，證成所關乎的，是一個 遠在未來的目的。暴力可以被證成，但將永遠不會是正當的。（1970: 52）
權威作為正當性的確認，在共同體無法通過任何目的性的「功藝」得到「證 成」，它來自於「集聚」自身以及涉及集聚的一切活動（「訴諸過去來為自己紮根」）。 權威的特點是「被要求服從者不容置疑的承認，既不需要強制，也不需要說服」
（1970: 45; 1993: 93），例如，用鄂蘭自己的例子來說，即是父子或師生關係。但 是，如果我們嚴格遵照鄂蘭上述文字的界定，權威並不是指父子或師生關係中具 體明確的規範準則，而是「關係本身」，一種無從為任何具體明確規範加以指涉的 關係本身，在這個意義上，鄂蘭才會強調，權威是一種「增添」（augment），
父子或師生起初都是某種集聚，這樣的集聚透過父子或師生，這樣一個關係本身 的「增添」，而得到正當性，從而可以說具有某種權威。鄂蘭關切的問題，表面上 或許是現代政治恐怕再無從追問權威問題，但如果不是單純哀悼，這個問題實際 上可以做一個更基進的表述：一種毋須由未來的目的，由實在的功藝，而僅僅由 關係的潛能所保證的「權威」，如何可能？
宣誓在現代政治中或許確實是「聊備一格」的榮光性儀式，但其意涵卻並非 無關緊要，因為聊備一格的宣誓，透露了現代生命政治的根本境況。對阿岡本來 說，宣誓是通過誓詞對言說的獻祭，作為語言的聖禮（sacrament of language），伴 隨宣誓者政治身份生效的是其「若是偽誓必遭詛咒」的裸命，宣誓的裸命性過渡 不僅質疑了人作為言說的存有與政治動物這個西方政治學的基本假設（2011c: 11），
呼應阿岡本「神聖之人」的研究。同時，宣誓是一種榮光的部署，它藉由空洞的 誓詞而擄獲某種空白，某種言說的特定形式，使之轉化成對權威與權力的接合。
宣誓透露了在例外關係向內部滲透而常態化後，所有用以證成分子化的生命形式 與裸命之間過渡的「論述」與「理據」，其實不過就像誓詞一般，空洞無比，人依 然是政治動物，但卻是被各種「照本宣科」的「誓詞」，被當代社會各種傳播媒體 中無意義的「語言聖禮」所擄獲，而生成的「言說性存有」。榮光掩蓋住藉由例外 性關係而實現的裸命性過渡，而在當前的生命政治情境中，遮掩與被遮掩者將無 以分別。然而，看似聊備一格的榮光儀式，在某些條件下，將迅速轉換成擊打生 命的暴力機器，要記住這場在香港發生的宣誓風波，最後的結局是相關人等皆因 被褫奪議員身份，榮光與治理同樣也將無以分別。對阿岡本而言，只有拆解權威 與權力的接合，將那個為例外性關係或榮光部署所擄獲的空白空間敞開出來，一 種不為主權所「扣押與擄獲」的「制憲（建構）力量」（或許在此稱為「廢黜性潛 能」更為妥當）的可能，才得以開展出來，宣誓的「至高」將不在於其作為任何 意義上的過渡或無以分別，而在於它揭露了言說者與語言之間，藉由無論說了什 麼的個殊關係，所具現的「無論那是什麼」（whatever），在這個關係中，誓言所 意欲的擄獲將被停擺，再無從運作。宣誓的「至高」在於它透露了一種「打破與 詛咒原初關係的政治」，讓「言說與法律的另類使用得為可能」（2011c: 66）的契 機，宣誓者與誓詞之間除了「接觸」的關係外，別無其他關係，既不再需要過渡，
就無從為任何未來的目的或實在的功藝所擺佈，而既然只是接觸的關係，就意味 著一切能為新用的潛能。阿岡本這麼說：
賦予人類語言特殊品格的重要要素，不在其工具性本身，而在於它留給言說者的 地帶，在它於自身中備妥了一個，言說者為了言說，始終得要承擔的，被挖空
（hollowed-out）形式，也即，在於言說者與其語言之間所建立起來的倫理關係之 中。（2011c: 71）
從全面爬梳當代生命政治論述系譜的觀點來看，這份論文研究顯然不足，而 對具體理論問題的探究，它可能也稍嫌薄弱。誠如緒論所說，這份研究是一個輸
贏其次的「下注」，它以對高智識密度理論概念的闡釋、過去與當下的具體現實以
贏其次的「下注」，它以對高智識密度理論概念的闡釋、過去與當下的具體現實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