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被棄置的生命成為「如是」的異例，「無論那是什麼」的生命，自然是被 推到極致的棄置，一種「完全赤裸」的生命，但不是作為更高等生命形式之過 渡這個意義上的裸命，而是表明無以修補（irreparable）的如是，對例外關係的
揭露，以及對人形化機制所造成的停擺作用。在所被棄置之處的如是存有的生 命之處，正有真正的政治8，此即阿岡本所說的，懸置人形化機制的懸置：
在我們的文化中，人始終都是區隔人與動物並同時將之接合的結果…要讓這個 掌管我們對人之構思的機器停擺（inoperative），將不會是找出更有效，更本真 的接合，而是讓其核心的空洞顯露出來：對懸置的懸置，人與動物的安息
（Shabbat）。（2004: 92）
「安息」意味著這樣的人形化過渡不再運作起來，從被棄置的如是生命到 生命政治部署的停擺，是阿岡本探索「之異於」主權權力的「力量」的根本進 路。在生命政治式的抵抗如何可能這個問題上，這樣的提法能夠「超越」奈格 理的制憲力量論述嗎？僅就從被棄置的生命作為如是「無論那是什麼」的存有 這點來說，恐怕是不夠的。對於阿岡本「制憲力量何在」的質疑，奈格理的「回 應」則相當乾脆，他說，從制憲權的立場來說，制憲力量自然無立足之地，但
「制憲力量毋須追問自己是否存在，它確實存在，它確實存在而且相對於憲制 權相應而生」（Casarino and Negri, 2004: 177）。對奈格理來說，「相應而生」一 方面指涉雜眾的自體建構力量在本體層次上毋須參照任何制度性的肇建，這些 支配性體制都是對雜眾建構性力量的限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 本體論上的構思，雜眾從來都不是任何阿岡本所要懸置其人形化機制與倫理使 命，實體的共同體，雜眾的自體建構力量相應帝國各種局部性支配機制的打擊 中，這麼說來，裸命以其如是存有對人形化懸置機制的懸置，與雜眾對帝國的 抵抗性生成兩者之間，或許只是換句話說。
8 「政治」是什麼？在〈政治的理念〉這篇短文中，阿岡本沒有對政治做出任何界定，他討論 的是造物所能遇上最無從可救的懲罰：不是上帝的憤怒，而是祂的遺忘，「這樣的棄置，這樣 一種神聖的遺忘，甚於一切的懲罰」，可是，正是這樣一種「既不是被祝禱的所揀選者，也不 是絕望的受咒者」，「無有天職（without destiny）的造物」，其作為「無從遞送沒有地址的信」
的如是存在（1995: 77; 78），他們所受的最大懲罰，得以轉化成「純然的喜悅」（natural joy），
從逼至極端的棄置當中，生發出翻轉的效應，「他們在神聖的棄置中不知好歹（without pain）
地勉力活著，上帝沒有忘卻他們，然而他們卻始終已經忘卻上帝了，而正在他們的忘卻中，上 帝是否忘卻從而變得無力」（1993: 6）。
因此，當奈格理說制憲的力量「毋須追問自己是否存在」時，等於清楚表 明，因為在一次次揭露帝國的擊打全無理據的純粹安全手段中，在所有對支配 機制的抵抗中，雜眾就完成了本體論上的虛擬與其實在的抵抗之間的過渡與流 通，因此，阿岡本追問制憲力量（權力）何在？其「至高」如何有別於主權，
對奈格理來說，某種程度上完全是假問題。並非至高主權關係的確定，而是透 過具體的抵抗動態，實現雜眾從虛擬到實在的本體論過渡，所以，制憲力量根 本毋須追問自己是否存在。對奈格理而言，既然雜眾的動態已經戳破了帝國不 過是紙老虎的真相，那麼，何須堅持主權式例外關係的棄置是不是空洞的機制？
如果面對奈格理如是的「回應」，阿岡本會如何「反擊」呢？
在阿岡本討論傅柯後期的自我技藝論題時，他頗別具心裁地引入了建構（制 憲）的主題，阿岡本先是認為，傅柯討論自我技藝的問題意識，並不是在制憲 權與憲制權這組概念對子下思考，真正的建構性力量不是「造出一個與之有所 區隔，而以之為無以達致之奠基（foundation），被建構出來的力量」，在阿岡本 看來，傅柯式的建構性力量並不是展現在「已然打造一個被建構的力量」的正 當性中9，而在於：
實際上，建構就只是這樣一種力量，主體能得以自身之建構為建構（constituting itself as constituent），自我的踐行（practice）即是主體與其自身建構性關係，持 續維持著內之於其中並照應著自身的動態（operation）…這樣一個主體的攸關 緊要之處在於自我的看照，而這樣的看照不過是主體藉以建構自身的過程。因 而倫理不是什麼在其自身生命之後、之上或之下的經驗，而是主體藉其生命的 生活所建構者，並在對其生命無以將之解消的內在性關係中的自體轉化。（2015a:
104）
對阿岡本來說，（在其重建的）傅柯主體建構論述中，是規範與主體之間永 遠不會關閉的建構過程，就作為「與自我之關係」的自我，既不能被認定是規
9 這個提法，完全可以轉換成熟悉的制憲權說法：制憲權的正當性來自於對憲制權的造就，並 作為後者無以達致的奠基。
範所生產的「關係的主體」，也不是「在其中建構起來的」特定的主體樣態，因 此，任何權力的關係，各種「導引」的治理中，必然引致出抵抗權力的自由主 體（2015a: 105; 106）。如傅柯所說，如果「政治多多少少是一種引導，調節
（co-ordinating）這些關係的全面性策略」，那麼一個「尚未去做，甚至很少被 提及的任務」，即是在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中，去「拆解那個還不甚明確的結」
（1980c: 189）。在阿岡本對傅柯的重建中，所著重的正是這個在傅柯的著作中 還不甚明確的，自由主體與權力關係彼此相生相抗的「結」，這同時也是奈格理 在構思生命政治式抵抗時的重要導引線索：
自我與主體在一個建構性的關係中反覆往返連結，正是因此他們發現彼此絕對 不可能完全重合，必須在某種生命的形式中治理與導引其行動的主體，在這個 不過就是其建構與此一生命形式的自我踐行中所建構出來。（2015a: 106）
正如第四章所討論，雜眾抵抗帝國的命題，是奈格理在傅柯此一自由與權 力相生相抗的框架中，通過對制憲力量的重新表述，以及對資本主義新階段的 討論，將傅柯理論中（特別是其對新自由主義的論述）不甚明確「抵抗」而加 以具體化。阿岡本所直指的，正是這個框架，他質疑，藉由雜多的主體化機制 與生命政治部署生成「自由」的雜眾，是否真的具有顛覆權力關係的潛力？阿 岡本說傅柯「拆解那個還不甚明確的結」的構思是，鬆解為權力策略所僵固化 的關係，成效如何？阿岡本頗為保留：
得以作用（act on）在這些關係之上，無論是為了使之流動起來，或者顛倒其角 色，或者將之從社會層次換轉到性欲或肉身層次，將之用以創造新的歡愉
（pleasure）。不過，權力關係總之還在，即便以這樣的方式開啟出一個不同於 傅柯過去所界定的權力與對抗結構，開啟出新的辯證。權力關係與治理性的視 域原封不動，不只無以超克，還以某種方式無法與倫理切割。（2015a: 108）
阿岡本強調，如果對傅柯（同樣也是對奈格理）來說，假如權力關係必然 指涉一種主體，那麼傅柯沒能看到的是一種：
從來毋須擔當自由主體形象的生命形式，這樣一種與自我的關係之可能，也即 是一種全然從策略性關係中扣減出來的倫理地帶，位居於宰制狀態與權力關係 之外，無以治理（an Ungovernable）的地帶。（2015a: 108）
「無以治理者」不得不讓人敏銳地意識到傅柯對新自由主義主體作為「極 其可被治理者」（eminently governable）（2008: 270）的說法，阿岡本（藉由傅 柯）對奈格理的「反擊」的進路在此出現了：不是在生命政治的治理網絡中，
探索極其可被治理者之間的連結及其具體抵抗，對奈格理來說，生命政治的生 產具有孕育有別於生命權力所部署的網絡，此一通過制憲力量的論述而確保極 其可被治理者作為雜眾優越本體地位的「建構」歷程，最終，生命權力的支配 網絡與生命政治的生產性網絡將無以分別，這個阿岡本借用傅柯所指稱的「主 體能得以自身之建構為建構」歷程，同時也是雜眾對帝國的逆轉契機。而在阿 岡本看來，此一自體建構（既可以指自我的技藝，也是雜眾的建構）歷程，即 便生成了新的「歡愉」 ，也並沒有真正挑戰生命政治的部署，不只「無以超克」，
甚至「無法切割」。對阿岡本來說，另類關係的建構，並沒有真正挑戰生命權力 的部署：
所謂的「身體」這個概念也始終已經為權力的部署所擄獲，所謂的「身體」從 來都已經是生命政治化的身體與裸命，於其中，或者其歡愉的流通（economy）
中似乎無從讓我們發現對抗主權權力的種種需索。（1998: 187）
在〈部署為何？〉（What is an apparatus?）這篇明顯延續「補完傅柯」生命 政治論題的短文中，阿岡本更進一步直指奈格理雜眾論述中的核心：生命政治 的治理性部署，究竟「建構」出什麼？首先，阿岡本簡短重建了傅柯與奈格理 的基本思路，他接受了奈格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解，將其視為「部署的大量 積累與增生」，一個「個體的生命無時無刻為部署所形塑、沾汙或者控制」的新 階段，而在活生生的存有（living beings）與部署之間「永無止境的（relentless）
交戰」的主體化場域中，阿岡本也接受了傅柯（同樣也是奈格理）的主張，「同 樣一個個體，同樣的這個實體，將可以會是主體化的雜多過程的所在」，以及他 們的立場，毋須在意「飽受震盪」的主體性範疇「正失去其一致性」，對（自然 是阿岡本所重建的）傅柯與奈格理來說，抵抗生命政治部署的契機，並不在於
交戰」的主體化場域中，阿岡本也接受了傅柯（同樣也是奈格理）的主張，「同 樣一個個體，同樣的這個實體，將可以會是主體化的雜多過程的所在」，以及他 們的立場，毋須在意「飽受震盪」的主體性範疇「正失去其一致性」，對（自然 是阿岡本所重建的）傅柯與奈格理來說，抵抗生命政治部署的契機，並不在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