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奈格理說傅柯對「是什麼驅動了體系」莫置一詞時，他同時強調的是另 一個在傅柯思想高度略去的社會體系，也就是資本主義。對奈格理來說，新的 生命政治格局並單指權力的部署通過某種網絡而綿密化所形成的控制社會，與 之相應的，還有資本主義生產的新階段4：資本主義生產不僅僅需要調節微觀與 宏觀生命現象的生命權力，它同時也越來越依賴各種關係網絡的生成來維持其 存續，新的資本積累形態需要維持對奈格理稱之為「非物質性勞動」（immaterial labor）的剝削，在這個新階段中：
分析生產性勞動晚近的轉化，即其變得越加非物質性的傾向。過去在剩餘價值 的生產，大規模廠房勞動工作者所扮演的核心地位，今天漸漸地由智識性、非 物質性與交流性的勞動力量所取代。（Hardt and Negri, 2000: 29）
奈格理將此一由非物質性勞動所界定資本主義新階段稱之為「後福特主義」
（post-Fordism）（2006）或「認知資本主義」（cognitive capitalism）（2008a: 64），
這樣的非物質性勞動，主要涉及兩個面向：第一，其生產內容是非物質性的，
4 篇幅與主題所限，奈格理對馬克思的詮釋只能選擇性地捨去，而專論其對非物質性勞動的闡 述。與本章主題相關的是Jacques Bidet 的近作，Bidet 從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的政治矛盾與生 產矛盾兩個面向的討論，重構了呼應傅柯的「馬克思式生命政治」，參見Bidet, 2016: 188-202.
它涉及「對文創與藝術標準、時尚、品味與消費規範的界定與修改」，也就是一 切關於「公眾輿論的生產」（Lazzarato, 2006: 133），或者如奈格理所說，「各種 涉及情感（affects）生產與操作的勞動」（Hardt and Negri, 2000: 30; 293）。由於 非物質性勞動的生產內容是是非物質性的，所以它的存在「不會在消費的行動 中被摧毀」，反而具有「擴充、轉化與創造消費者的意識形態與文化週身環境」
的作用，奈格理以此強調非物質性生產具有改變既有關係的能力，非物質性勞 動的「商品並不是生產出勞動力的物理性動能，而是轉化了使用它的人」，它「首 先創造的是一種社會關係」（2006: 138）。
第二，不只是其生產商品是關係性的，其生產的勞動形態本質上是關係性 的，它指涉伴隨技術進步，產業越來越依賴通訊網絡而出現的「溝通性勞動」；
以及伴隨生產網絡擴大而必要的「互動性勞動」（Hardt and Negri, 2000: 30），
也就是各種高度依賴垂直與水平溝通控制網絡，以及各種「不同職能之間、不 同工作團隊之間、不同層級之間」介面（interface）的勞動型態（Lazzarato, 2006:
133; 134）。勞動型態的轉變，也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剝削與控制形式的轉變。
此前，資本主義對剩餘價值的剝削來自於必要勞動時間與整體工作日之間的落 差，其控制形式則主要依據局部性的勞動規訓，例如廠房中的各種勞動規訓；
但在認知資本主義或 Virno 稱之為「後福特主義」的階段，必要的勞動時間越 來越無法與「包含社會協同共作的非勞動時間」，作為「有酬生活與無酬生活、
勞動與非勞動、顯性社會協同共作與隱性協同共作之間無法分解開來一致」的 生產時間（production time）區隔開來（Virno, 2004: 104-105），也就是說，資 本主義的生產將「走出廠房」，並「社會化」5：
5 此一主張並非奈格理創見，而是義大利馬克思主義，特別是「自主主義」（operaismo）所發 展出來的洞見。此一思潮的重要人物Mario Troni 早在 1962 年的〈廠房與社會〉（La Fabbrica e la società）一文中，就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越是前進，也就是生產或剩餘價值越是無孔不 入，分配、交換與消費的生產循環也就是勢不可擋地發展起來，資主義生產與布爾喬亞社會之 間的關係，廠房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就會變得越來越有機地連帶起來。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社會關係變成了生產關係的質素（moment），整個社會變成了生
在後福特主義的社會體系之中，就能夠，也必須要重新界定「人民」的概念…
這樣的無產階級在自動化與電腦控制的生產過程中不斷被重組，這個過程又是 主要由一個不斷擴張的智識化無產階級（intellectual proletariat）所經手處理，
現在他們所漸漸直接投入的是關乎計算運作（computer related）與溝通性的勞 動，以及廣泛來說教化性與構成性的勞動。科技活動與商品生產辛勞工作之間 持續的互動、以及在這個互動中，網絡所組織進取性（the entrepreneuriality of the networks）、勞動時間與生活時間越加緊密的結合與重組，浸潤著並建構出由「社 會性」勞動者（social worker; operaio sociale）所表述的後福特主義的人民。（Negri, 2006: 216）
資本主義的生產，將會因為非物質性勞動商品生產與勞動型態的「關係化」
趨勢，而走出廠房之外，它「不再能由廠房的四面牆所界定」，因此，「只能在 網絡與流量的形式中存在」非物質性勞動的生產循環組織，也就「不那麼清晰 可見」（Lazzarato, 2006: 137）。這個關係化趨勢不僅標誌資本主義的剩餘價值剝 削將從資本透過擴大必要勞動與工作日之間的落差，對勞動的「形式吸納」
（formal subsumption），過渡到資本透過滲透整個生命，將之全盤轉化成生產 時間的「實際吸納」（real subsumption）；資本自身透過價值的生產的增殖過程，
也從透過廠房的大規模商品積累，過渡到對種種真正生產價值的非物質性勞動 生產關係網絡的「社會性擄獲」（social capture），企業必須「通過擄獲認知性 勞動的社會流（social flow）」，企業得要有掠奪不屬於它的網絡所生產財貨的能 力，才能確保資本自身的增殖（Negri, 2008: 64）。資本的增殖需要透過對生命 生產網絡中的認知性與情動性能力的吸納，以及對協同共作網絡的擄獲，如奈 格理所說：
非物質勞動的霸權趨向將生產的組織，從裝配線的線性關係，轉化成分散性網 絡中無以計數與不定的關係。資訊、交流與協同共作變成生產的規範，而網絡
產的彼此接合。簡言之，社會生活的一切面向都成了工廠的作用，廠房也把其專有的宰制向整 個社會延伸」（轉引自Cleaver, 1992: 137）。奈格理同樣也是義大利自主主義的重要人物，而他 對自主主義的論述並非照單全收，在資本主義體制與勞動階級之間的關係，以及對勞動階級的 自體增殖（self-valorization）的評價上，奈格理與其自主運動思想前輩有重大差異。參見 Pitts, 2017: 141-168; Turchetto, 2007.
則成為組織的主導形式。生產的技術體系從而越加密切地對應於其社會組成：
一邊是技術性的網絡而另一邊是投入工作的社會性主體。這個對應…也將凸顯 出新的實踐與剝削結構…在非物質性勞動霸權下的剝削，主要不再由個別或集 體勞動所衡量的價值的徵用（expropriation），協作性勞動已經藉由在社會網絡 中的流動而逐漸變得共同化（common），剝削是對其所生產的價值的擄獲。
（Hardt and Negri, 2004: 113）。
對奈格理來說，資本主義新的宰制形式需要依賴對各種不同生命及其樣態 的穿透，這是為什麼奈格里強調資本主義的轉化，始終有一條生命政治的線索 貫穿其中，一切的社會與生活都被納入生產關係中，導致整個社會網絡無不存 在新型態的剝削（2008b: 9），但資本對社會的實際吸納，將同時是勞動擺脫資 本，資本再也無法全面宰制勞動力量的時候：
協同共作完全內生於勞動自身。非物質性勞動所直接牽涉的是社會性的互動與 共作。換言之，非物質性勞動的協同共作面相並不像是過去的勞動形式那樣，
得要從外強加與組織，反之，協同共作現在完全內在於勞動活動自身…勞動力 協同共作的力量賦予勞動自體加殖（valorizing itself）的可能，大腦與身體固然 還需要其他人來生產價值，但不再一定得要靠資本及其策畫安排的能力來提供，
今天，社會剩餘的生產力量、財貨與創造，是透過語言式、溝通交流與情動性 網絡，而採取一種協同共作的互動形式。在其自身創造性能量的表現中，非物 質性勞動似乎提供了某種自發性原初共產主義的潛力（Hardt and Negri, 2000:
294）
資本越是提升其對營生勞動的實際吸納，勞動就越能藉由生成非物質性或 智力勞動來抵抗其宰制（Negri, 2008b: 175）。奈格理強調，傅柯生命政治的概 念，必須與這個資本對社會的實際吸納過程放在一起看（2017: 17; Hardt and Negri, 2000: 255），在這個「當生產不再是一個特定的活動，而是寓居於社會關 係本身，在營生勞動（living labor）、語言與社會交換中」，「生產與再生產合而 為一」的資本主義生產新階段中，正好是新的抵抗形式得以出現，「生命政治正 好能完全實現」（Cassarino and Negri, 2004, 167; 亦參 Hardt and Negri, 2000: 385）
的契機，現代社會雜然紛陳的治理機制既交織出高度異質性的主體化模式，新
的生命政治主體，「不再是一個被規訓的形象，而是一個控制的形象；不單單只 是一個生產的形象，也是一個再生產，交流，關係與生命模式等等的形象」（Negri, 2008b: 7），控制社會與資本主義的新階段構成了一個新的生命政治格局，在這 個新格局中，無論是政治與經濟的宰制，都需要透過生成某種交流溝通的網絡 來實現，於是，當從規訓社會到控制社會的過渡，與從福特主義的生產模式到 後福特主義的過渡被並置在一起時，一種「作為社會再生產的構造體（fabric），
以及在生命形式的生產中敞開出來的視域」的生命政治概念，就會昂然挺立出 來（Negri, 2017: 17）。為了實現生命權力動員勞動生產能量的溝通交流網絡，
也同時實現了異質化主體之間彼此串連連結的條件。
奈格理之所以藉由區分生命權力與生命政治來「推進傅柯」，不是要重複傅
奈格理之所以藉由區分生命權力與生命政治來「推進傅柯」，不是要重複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