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可能（往後的章節將要討論），若是Esposito 要以重新表述主權的生命政治法 理，來「改寫」傅柯的生命政治論題，恐怕必須更細緻將免疫政治與傅柯不甚 在意的主權至高性問題兩者結合起來，而這是阿岡本與Esposito 分歧之處。生 命作為裸命與主權的至高性的問題，一直是阿岡本構思主權生命政治法理的一 個重要主軸，也是翻轉主權政治的契機，如前所述，阿岡本指出，傅柯所說的
「生命的政治化」並不是現代政治的新現象，西方政治思想對「政治」的構思，
本身就蘊含了某種特殊的生命政治構思。
據傅柯所說，生命權力這個弔詭現代政治現象的出現，似乎是西方政治思 想的某種偏移，傅柯引用亞里斯多德知名的「人作為政治動物」的說法表述了 這個弔詭，人依然是亞里斯多德筆下「追求政治生活的動物」，而現代政治現在 卻調頭過來以人「生物性的存在」為其對象與目標（1980a: 143）。而對阿岡本 來說，從「生命單純活著」（zoe）到能營政治生活的「生命的形式」（bios）之 間的過渡，蘊含著西方政治思想之為生命政治的謎團，這個過渡，不是單純「額 外附加上一些能力」的人文化成之功，在阿岡本看來，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在1929 到 1930 年間的《形而上學的基本概念：世界、有限性與孤寂》講座，
勘破了這個謎：謎底是「人形化機制」（anthropological machine）2。海德格在 這個講座中，以「貧乏於世界」（poor in world; weltarm）與「構築世界」
（world-forming; weltbildend）來區隔動物與人，動物之所以貧乏於世界是因為
2 Robert Sinnerbrink 爬梳了海德格「謀制」（machination; Machenschaft）此一概念與生命政治 論述之間的關係（2005），唯獨遺漏阿岡本對於海德格「人形化機制」的探討，而就如阿岡本 對傅柯的補完所表明，生命政治的問題遠遠不只是「生命」成為技術性謀制治理的新對象而已。
其 與 週 身 物 事 之 間 的 本 能 性 互 動 ， 此 一 「 無 從 抑 制 」（disinhibitor; das Enthemmende）的關係，所表述動物與其週身物事之間，既完全敞開（open; offen）
又 完 全 為 之 吸 納 的 存 有 樣 態 ， 海 德 格 稱 之 為 「 擄 獲 」（captivation;
Benommenheit）：
存有無從自動物在其擄獲狀態中的行為開顯（reveal, manfest; offenbar）出來，
擄獲所凸顯的是這樣的一種可能性：存有無從顯露之由正在於其同時也無從阻 絕（closed off）。不能說存有被阻絕在動物之外，這只有在有敞開可能的狀況下 才說得通，然而這狀況微乎其微。動物的擄獲基本上排除了存有得以顯露或者 阻絕的可能。說擄獲是動物的本質意味著，如是動物無從處於開顯出存有的潛 在狀態…動物根本地缺乏進入與其自身之所是，以及與其自身之所別的關係之 中的可能，由於（被本能）無休止的驅策，動物彷彿懸置在自身與其週身環境 之 間… 不 具 開 顯 存 有 的 潛 能 ， 這 樣 開 顯 存 有 的 潛 能 在 動 物 身 上 被 扣 留 住
（withheld）…（Heidegger, 1995: 248，轉引自 Agamben, 2004: 54）。
動物「敞開但無從開顯」，對動物來說，存有是敞開來的，不過無從開顯出 關係也「無從企及」（Agamben, 2004: 55），在動物彷彿被懸置的狀態中，無以 抑制的敞開與無以開顯的閉鎖兩者無以分別，而對阿岡本來說，海德格的洞見 是從動物到人的過渡，人作為此在與世界的遭遇同樣也有一個類似的懸置環節，
海德格稱之為「深刻的無聊」（profound boredom; tiefe Langeweile），此在的生 成，首先並沒有「敞開出一個更廣闊與明亮的空間」，反而是「此在與動物之間 出人意表的相近」，作為基本情調（Stimmung）的深刻無聊表明，此在被遞送進
（delivered over; ausgeliefert）某種完全拒斥開顯，全然漠然的存有樣態中，像 是動物性懸置一樣，此在深刻的無聊也像是被存在整體擄獲，被懸置於其中
（being-held-in-suspense; Hingehaltenheit）（Agamben, 2004: 65），阿岡本認定，
人形化機制中有一個藉由「某種排除（但已經是某種擄獲）與某種含括（但已 經是某種排除）」，人與動物無從分別的例外狀態環節（2004: 37）：
存在、世界與敞開從而就不是完全有別於動物性環境與生命的東西，他們不過 對活生生的存有與其無從抑制關係的阻斷與擄獲。敞開不外乎緊緊攫住動物性
的無以敞開。人懸置其動物性，同時以這樣的方式開啟一個「自由且空洞」地 帶，其中生命被擄獲，並被棄-禁置（a-bandoned）在例外狀態的地帶中…只有 藉由動物性生命的的懸置與擄獲，世界才能對人敞開出來…（2004: 79; 80）。
人與動物之能有所別，在於一個藉由例外關係的懸置，將此一過渡休止
（caesura）（擄獲並排除），並接合（articulation）（再將之含括）的根本動態，
而這個「人形開端」（anthropogenesis）的動態沒有辦法被「一勞永逸解決」，
阿岡本認為，藉由這個「人形化機制」的闡述，海德格點出了西方政治之為生 命政治的關鍵所在3（2004: 80），一切對生命更高使命與型態的構思，從貧乏於 世界向構築世界「敞開」的過渡，將會有一個藉由例外關係，懸置出一個無從 分別生命型態的斷裂環節，用以接合不同生命的存在樣態，使其過渡成為可能。
如果西方思想對「政治」的構思，「至關重要的政治爭論」是關於「動物性與人 的人性之間的爭論」，那麼，這恐怕就是西方政治之所以從一開始就是生命政治 的原因（2004: 80），用這個人形化機制的構思，回頭看亞里斯多德對城邦作為
「從生命單單活著之所生，而為了好的生活」這個經典定義，據亞里斯多德所 說，人能營政治生活，是因為與蜂群或其他群居動物相比，人是唯一一種天賦 具有言說（speech）能力的動物，言說不同於只能表達感受與苦樂，無從作是 非曲直之分的「聲音」（voice），從動物到城邦動物，從聲音到言說，在這個生 命型態看似無縫接軌的延續中，正是「政治」隱匿運作之所在：斷定一個聲音 與言說之間的「閾界」（threshold），城邦或營政治生活的可能才能向作為政治 動物的人敞開出來，這個閾界，同時也是被排除於外的生命，以「為禁而棄，
因棄而能禁」的方式懸置，而含括進城邦的例外地帶：聲音在城邦沒有地位，
但聲音的存有必須為言說的存有所擄獲，政治何在？即在於讓此一過渡可以實 現，讓單單活著的造物與俱言說能力的存有之間的關係可以分隔與理解的閾
3 阿岡本對海德格的詮釋著實是個可以再另行深入的主題，質疑者如 Ziarek 認為「人」，人形 與動物的雙生及其懸置性過渡都不是海德格以「此-在」（Da-sein）擺脫「人本論」思維的關注 主題，質疑阿岡本是有意地遺漏（2008: 197; 189）。William McNeill 傑出的 The Time of Life:
Heidegger and ēthos 著作也關注了海德格的「形而上學的基本概念」講座，不過人形化機制在 其中並沒有特別的地位（2006）。
界：
由於人這樣一種造物能這樣活著，在其語言的言說中，將自身切割出裸命，並 與之對立起來，同時，又能以含括性的排除，護持住自身與裸命的關係，於是 就有了政治。（1998: 8）
從自然生命到政治生命、從單純活著的造物到公民之間這個看似完美過渡 的過程，其實是由一系列的「停頓休止」或閾界，將生命切割，再重新接合起 來的過程，「自然的」生命並沒有如表面上看到的那樣「消失進」政治生命，而 是在每一個停頓休止或閾界插入的同時，成為生命形式（form of life）在排除 同時，又被含括的裸命。對阿岡本而言，西方政治之為生命政治，正在於這樣 一種以裸命形式對人之生命的「含括性排除」（inclusive exclusion）與例-外
（ex-ceptio）的原初結構，其中：
生命並非就其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出於這個緣由，它必須被排除在政治體，在 城邦之外，然而，也就是這樣的「例外」（exceptio），對於非政治的排除-含括，
肇建了政治空間。重要的是，不能把裸命與自然的生命混淆，生命通過例外的 部署，而被切割與擄獲，而化作裸命的形式，也就是說，從其形式中分離出來，
割裂出來。（Agamben, 2015a: 263）
對裸命人形化機制的闡述，首先有助於回應Esposito 對阿岡本的「誤解」：
裸命首先不能在其最直觀的「赤裸化」意義下來理解，而是某種在生命型態的 過渡中，透過例外關係所懸置出來，與某種生命型態之間無所分別的「生命」。
再更簡潔地說，裸命之「裸」所表述的是生命與種種涉及生命更高型態或更高 使命的「政治」的交會，生命為政治所擄獲的樣態4，裸命在最直觀的赤裸化這
4 在這個意義上，阿岡本對裸命的用法，接近於班雅明所說的本命（mere life; dem blossen Leben），
班雅明用以表述生命在切斷其超自然性共感，而與某種「更高等的東西」綁定時的境況，生命 的無辜即被「護持住」（preserve）（或用阿岡本的說法來說，「被懸置」），即使人不犯任 何過錯，依然無可逃於罪愆的擄獲，而為待罪之身（1996b: 308），這也是為什麼班雅明在〈暴 力批判〉中強調，任何對人之神聖性的構思，都無從拯救本命，「說有一個存有是高於純粹的 存有，是錯誤的而且誤導的」，不過再另行切割出更高生命形態，最後結果都是「人就再也無 法與自身的本命相疊」（1996a: 251）。阿岡本對裸命的用法，無疑高度受到班雅明本命的啟 發，對於兩者之間更細緻的對比與討論，參見Salzani, 2015.
個過於單義的表述，經常讓人疏忽了，「政治化的生命」所在之處，就是裸命 所在之處，而有多少的生命形式，就有多少的裸命5。任何設定更高生命型態之 過渡的政治構思，在某種意義上都是「生命政治」。
而主權與生命政治的連結在於主權「弔詭的」法理邏輯：主權者決斷例外，
一個作為「界際性概念」（borderline concept）的例外（Schmitt, 2005: 5），它位 於法秩序與法外的界際，既內於法秩序又外於法秩序，被排除豁免於法秩序之 外，同時又成為法的奠基，並能懸置法秩序（1998: 18），例外狀態就其作為「對 法理秩序本身的懸置」來說，它並不是特別種類，可以由某種特定的權力行使
一個作為「界際性概念」（borderline concept）的例外（Schmitt, 2005: 5），它位 於法秩序與法外的界際，既內於法秩序又外於法秩序，被排除豁免於法秩序之 外，同時又成為法的奠基，並能懸置法秩序（1998: 18），例外狀態就其作為「對 法理秩序本身的懸置」來說，它並不是特別種類，可以由某種特定的權力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