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傅柯來說，畢夏（Marie François Xavier Bichat）是現代思想中「除魅」
死亡的關鍵人物，在他的「生機論」（vitalism）中，靈魂沒有地位，人的身體 是各種肌肉、神經、韌帶與黏膜，各種可以統稱為「膜」（membrane）的集合，
致病（disease）是膜的異常運作，生命沒有任何神秘之處，它不過就是人體所 有「膜」的動態集合體，生命就其本身不過就是抵抗死亡的一切動態。死亡不 再是「無法切割、決斷性又無可回復」的事件，畢夏把死亡「揮發」出來，進 入到膜的集合體中所有局部性的組織當中。死亡固然仍與生命對立，但是，死 亡不再「不期然而來，悄悄迫近」，突然捻熄生命，現在，死亡可以理解，說穿 了不過膜的全面失能，界定了死亡，疾病也不再為死亡壟罩，疾病是局部組織 中，被揮發的死亡與局部性生命動態之間的拉鋸。人活生生的身體是生命的肉 身，而大體，是死亡的肉身：
（對大體）肅穆幽暗的敬意曾經為大體宣判腐爛，宣判它陰暗的瓦解，現在，
大體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膽的冒犯姿態讓它成為最為光亮的真理形象，曾經鑽 出蛆蟲的地方現在吐出了知識細絲。（Foucault, 2003a: 125）
死亡現在立身在死亡、生命與疾病的三角頂端，首次成了「掌握生命真相 與疾病本質」的技術工具：「死亡是偉大的分析師。死亡把大體展開來以揭示其 中的連結，從嚴謹的分解解體中，創生（genesis）的驚愕猛然衝破而出」，死亡 不再是壟罩生命的黑夜，反之，「死亡的光亮驅散了生命的幽暗」（Foucault, 2003a:
144; 146）。死亡不再無法參透，不再是對生命的絕對否定，生命也不再是「生 命本身」，它是各種不同的「膜」抵制死亡的動態，可以是這些動態的統稱，可 以是局部性動態中抵制死亡的拉鋸，所以，「生命」也能走出肉體，在不同的專 業體系（甚至是以大體為參照）中構成評估與衡量生命的知識，再回頭以各種 可能的技術重新加之於生命的肉身，對之介入與調整。，「生命」也能走出個體，
投射到所有可能的「集體生命」中，整個社會體也不妨是一個又一個「膜」的 組合。生命依然與死亡對立，但生命的此在再也不能不參照死亡，不是海德格
式向死而生的哲學懸念，而是活生生的現實生命：生命活著，以各種個體與集 體的病理形式，與死亡拉鋸而活生生地活著。畢夏的病理學著作重構了死亡的 概念，傅柯在其中看到了生命與死亡相互參照的拉鋸關係，往後傅柯對生命政 治的種種論述，幾乎就是這個關係的延伸。
也就是說，傅柯並不是以生與死的截然不同效應來區隔主權與生命政治，
當傅柯以「扣除」與「激發、強化、控制、監控、優化、組織」來（1980a: 136），
以兩者不同的權力部署，以及其所導致不同的關係網絡來加以區隔主權與生命 政治時，關鍵的是一個歷史性的區隔與轉變。一個在契約的法權論述中只能以 全有、全無、局部性保留權利，面對只能以扣除的方式與主權相互形構政治關 係的權利載體，只能藉由展現「膽敢違反法律的臣民與展現力量的全能主權之 間的不對稱」（1995: 49）權力關係的「社會敵人」，要重新鞏固王權，只能訴 諸公開處決冗長儀式，直接對之施加生殺大權：
罪與罰通過殘忍而聯繫結合起來，這個事實…是某種權力機制在懲罰儀式中的 效應。這種權力不僅毫不遲疑地直接強加於肉體，並請還因為自身有形顯現而 得到讚頌與強化。這種權力表明自身是一種武裝的權力，其維持秩序的功能並 非與戰爭功能完全沒有關係。這種權力把法律與義務視為人身束縛，違者即獲 罪，均應受到報復。凡不服從這種權力的行為就是敵對行為，就是造反前兆，
原則上無異於進入內戰。這種權力無須說明它為什麼要推行貫徹法律，但是應 該要展示誰是它的敵人，並向他們展現自己釋放出來的可怕力量。這種權力在 沒有持續監督的情況下力圖用獨特的表現場面來恢復自己的效應。正是通過將 自身展示為至上權力的儀式，這種權力才獲得新的能量。（Foucault, 1995: 57）
現在，「社會的敵人」將會以新的樣貌，以必須保衛社會，以治安的對象重 新出現，政治的核心問題固然仍然是戰爭，但不再是形式上的權利讓渡，力量 之間相互「扣除」，創造主權以隔絕所有人對所有人戰爭的社會契約正當性問題，
而是「一個具體的，活生生的個人，被碎裂成偏差，病態與行為傾向的雜多，
從而需要分析，專家介入與常態化」規訓問題，對傅柯來說，這個新的生命治
理架構，並不是透過一個強而有力的政治主權而運作，而是透過形形色色的專 家經理與技術人員，是他們實現了社會的常態化（Dean and Villadsen, 2016: 81）。 而從權力最局部的規訓效應，到更為全面的策略性連結，在治安「燦爛輝煌」
的秩序中，所出現的是治理的問題意識，而一個既非主權權力所直接加以對抗，
也不是規訓所能涵括，處於生命政治另一端的新對象也就出現了，傅柯將之稱 為「人口」（population）。
在18 世紀末期，治安的真正對象變成了人口：或者換句話說，國家基本上得把 人當作人口來管照的。它對活生生的人施展權力，把他們當作活生生的人。而 這樣的政治，因此也就必然是生命政治（biopolitics）（2000i: 416）。
人口是在生命政治權力部署中，不同的權力機制與關係所交會出的各種局 部性方法手段與更全面的策略中，可以加之分割（dividable）、重新組合再重新 流通的元素12。它是生命政治完全有別於主權的對象，「生命政治處理人口，把 人口當作政治問題處理，一個同時是科學與政治的問題，同時是生物學與權力 的問題」，其對象不是社會體，也不是作為身體的人，而是一個有多少人頭就有 多少身體，即便數量不是無限但也是無法確切計數的「雜多體」（multiple body）
（2003b: 245），也就是說，人口所指涉的並不是個人的集合，它泛指一切能在 權力的部署中分割、重組與流通的一切元素，如如傅柯所說，「人口總之不是 以個別法權主體的集合，也不是主權意志集體關係，它是一整套元素的集合，
我們能夠從中看到常數與規律，即便它有其偶然面向」13，人口有其自身的常 數與規律，它的總體現象如何呈現「端賴一系列變量」，這讓人口很大程度上無 法主權藉由法律的形式加以直接介入（Foucault, 2007a: 74; 70-71），對人口的治 理需要完全不同於主權與規訓的機制，它需要各種「預測、統計評估、總體測
12 換言之，在生命政治的權力部署中，恐怕不存在 Esposito 所謂「無法再被分割」的個體。
13 德勒茲有一個精妙的比喻，人口是「無從限制分配與轉讓的龐大雜多體」（a large multiplicity without assignable limits），它泛指一切可以對其加之治理的對象「稻穀糧食、牲畜羊群與莊稼 農場的集聚，人也是如此，所有這些都被當作是人口」（Deleuze, 轉引自 Nail, 2016: 255）。
量」的權力技術，而其對人口的干預則「主要在具有總體意義上的普遍現象的 決定因素層面上」，以此「獲得總體平衡和有規律的狀態」，以保證某種調節
（Foucault, 2003b: 245-46）：
必須要建立調節性的機制來確保平衡、維持一個平均水平以及某種穩定狀態，
並抵銷在這個整體人口及其偶然性場域中的變數…要在活生生的人口當中，圍 繞著各種隨機元素，置入各種安全的機制，以最優化生命的狀態。像是規訓機 制，這些機制用以最大化並抽取力量，但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運作。它們不 像規訓，不在身體的層次上訓練個體…而是運用全盤的機制，並以一種達到全 盤平衡與調節狀態的方式運作，也即，控制生命，控制人作為族類（man-as species）的生物性過程。（2003b: 246）
藉由傅柯在三個層次上對戰爭論題的處理，本章討論了傅柯人口作為生命 政治「從戰爭到治理」的理論脈絡：戰爭或軍事作為社會組織的原則，以及戰 爭從局部性機制到全面性策略的相互解碼，開展出治安與治理的問題意識，對 傅柯來說，治理這個擺脫主權與法律束縛的政治場域，「治理性」的問題意識，
在
18 世紀的治安文獻中慢慢成形，它以個體的政治技術以及「輝煌的秩序」
得到其特有的政治理據，「社會的敵人」現在成為在局部面向需要規訓，在生 命權力的網絡中需要治理的元素，人口是新的對象，是在生命政治的治理部署 一切可分割、結合與重新流通元素的總稱，生命政治是針對人口而治理的主題。
不過，正如傅柯所說，在治安的國家理性論述中，人口一直是以一種若有似無 的形態出現（2007a: 278），但是，新對象的出現也帶來新的問題意識，人口這 個新對象的出現將造成治理性理據重大的典範轉移，這是下一章所要處理的主 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