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這個主題在傅柯對於（新）自由主義的討論中非常重要，儘管傅柯為接下 來的這個講座冠上「生命政治的誕生」頗令人不解，但是，這絕對不是「生命 政治再也沒有回到課堂上來」（Paras, 2006: 103）3，在更理論性的層面上重新 理解安全部署的意涵，是進入（新）自由主義與生命政治之間關係的預備性工 作，藉此，才能理解為什麼傅柯往後會說「只有在我們理解這個稱之為自由主 義的治理體制時，才能夠掌握生命政治是什麼」（2008: 22），也才能理解新自 由主義治理中特有的生與死的互兌關係。而這是以下幾節所要處理的主題。
參、自由與治理的雙生
對傅柯來說，安全部署這個主題，有一個更大的脈絡，它涉及治理性的政 治理據重大的典範轉移，由國家理性所指引的治安，它的治理理念被放棄了，
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主義式的治理理念：
我們不再問：什麼是最能夠穿透政治體，直抵最基本單元的治理理據形式？而 是問：治理如何可能？也就是，什麼是可以應用到治理行動的限制原則，好讓 一切最好的結果出現，既能符合治理的理據，又毋須外力介入？正是在這裡，
自由主義的問題就上來了…彼時發現了社會的理念。也就是說，治理不僅僅要 處理疆域、處理領域、處理它的臣民，還要處理一個有其自身法則與回應機制，
複雜且獨立的現實，這個新的現實就是社會。從那時候起，要去操控社會，就 不能當它是可以用治安去穿透，要考慮它這樣一個東西是什麼，考慮它的常數，
考慮它的變項。（Foucault, 2000f: 352）
治理性的理據之所以出現重大的典範轉移，可以說是安全部署作為權力策 略的延伸，安全的部署必須考慮既定的物質現實條件，以調節為干預方法，透 過各種知識體系建立「預期性的現實」，一旦安全部署對人口的治理開始綿密化
3 Hoffman 的觀點則相對持平，他承認傅柯與生命政治概念的關係，「經歷了某種不僅僅只是 置換的東西，更像是斷裂」。對傅柯來說，生命政治這個概念的侷限，來自於它只能把人口僅 僅當成是生命政治調節的對象，而不是這些調節所構成的主體化與對象化，傅柯對這個問題的 修正是「將人口當作與自由主義式治理性密切相關的安全技術的主體化與對象化」（2014: 93-94）
起來，無可避免會遇上既定的現實條件、預期性的現實以及各種權力技術之間 的種種衝突，也就是說，治理性理據重大的典範轉移，可以說是此一權力網絡 綿密化的結果，如傅柯所說，這樣一種新的治理技藝特徵是「組織眾多複雜的 內在機制」，避免各種不同的治理技術相互衝突乃至於抵消，這個問題無法再訴 諸單一的權力策略與目標來解決，無論是規訓或者治安。「國家無限的增長」這 個治理的目標，就要讓位給新的問題意識：「內在地限制治理權力的運作」
（Foucault, 2008: 27）。當傅柯將「自由主義」理解成一種治理的新理據時，他 首先強調的，即是此一自體的限制原則，要在治理的技藝中建立「限制的原則」，
在具體的治理中，如同安全部署，這樣的限制著重在治理不得不面對的事實限 制，治理的方法是有所限的，限制並不來自於整體的治理活動之外，而是來自 於治理本身鑲嵌在一個複雜的權力策略網絡中，「理性的治理要能從其目標與達 致目標的最佳手段，為自己來審慎算計這些限制」，也就是說「得要尊重這些限 制」（2008: 10; 11）。輕忽這些內在限制的治理，輕則拙劣，重則不當。對傅柯 來說，自由主義作為治理理據的基本問題意識並不是主權的正當性而是治理活 動的效用程度，不是權利何在與自由何在的問題，而是治理與自由的雙生關係：
此一治理的正當理由，不是把臣民切割開來，然後有一個面向是絕對保留的自 由，另一個面向是或者透過同意或者藉由強加其上的臣服面向。事實上，這個 區分不是在個體、在個人或者在臣民中做出切割，而是在治理的實踐範圍中，
或者更精確地說，在治理實踐自身當中，在可以進行的操作與不能這樣做的操 作之間，在要怎麼做以及運用的方法與不必如此之間的切割。（2008: 11-12）
對傅柯來說，自由主義從18 世紀末開始，貫穿整個 19 世紀的根本問題不 是涉及「國家的建構」的制憲與正當性問題，而是「治理的節約」（the frugality of government）問題（2008: 29），是「人們總是管治的太多了！」（2008: 319），
要節約治理，就意味著要賦予「自由」。在《安全、領土與人口》中對比規訓與 安全部署的不同運作邏輯時，傅柯就已經強調「自由是安全部署展開來的相關
項」，這樣的自由不是從任何權利或特權的角度來理解，而是「人與事物運動起 來、移動起來進而流通的整個過程」，也就是「流通的自由」（2007a: 48）：
對人的治理理念基本上得要首先考慮事物的本性，而不再是人的罪惡本性，一 種對於事物的經營管理得要首先考慮人的自由的理念，他們想要做什麼？有什 麼樣的利益去做？他們在做的同時都在想什麼？所有這些都是相互牽連的元素。
我認為至關重要的是，這權力的物理學，或者說一種將自己設想為自然的元素 中的物理動態的權力，一種將自已設想為只能通過並有賴於各人各自的自由來 進行調節的權力。（2007a: 49）
傅柯這段話首先表明自由與治理的雙生關係，他強調「除了治理與被治理 者的實際關係」之外，自由別無他物，「自由不過就只是被治者相對於治理的獨 立」（2008: 63; 42）。治理機制的綿密化與「自由」話術修辭的勃興似乎是個矛 盾，但對傅柯來說，一方面，在形式的面向上，治理作為「行為的導引」（conduct of conducts），本身就預設了一種非人身性，並非全有或全無，關係性的「自由」
概念，一個「有許許多多行為的方式、各種不同的反饋以及形形色色的舉止表 現」的可能性場域，傅柯強調，權力與自由之間不是「面對面的拼博」，在治理 的關係中，在各種不同的行為導引中，權力與自由有著「更為複雜的互動」（2000f:
341）。另一方面，在具體的治理面向上，治理與自由的雙生，為安全部署的調 節提供了理據。也就是說，如果自由不是以「扣除」的方式來定量，「不是給定 的」，也不是「現成就在那裡要被尊重的區域」，自由與治理雙生，就意味著任 何一種治理關係都會伴隨一種界定自由的關係，是透過「人造」的關係，將相 關元素串連起來，對個體的行為進行導引，自由特屬於「行動的那個個殊
（singular）模式」（2000f: 341），如 Lemke 所說，自由「不是一種自然稟賦，
而是治理性實踐的工具與人為安排出來的（artificially arranged）產物」，而自由 主義式的治理重點在於「組織出一個個人得能運用自由的條件」（2011b: 45;
2014: 64）。因此，各種治理機制的勃興也就意味著，自由是「持續被生產出來
的東西」：
「自由主義式」…這個治理實踐在打造自身的過程中，不會滿足於尊重這個或 那個自由，不會滿足於確保這個或那個自由。在更深入地說，治理的實踐是自 由的消耗者，它只能在許許多多的自由確實存在時才能運作…在自由主義的體 制中，在治理的自由主義式技藝中，行為的自由勢所必須（entailed）、有所需 要、得要被要求出來，而用以作一種調節，它也得要被生產與組織起來…自由 主義不是接下自由，而是打算反覆持續地大量製造自由、激發自由、生產自由，
當然，這也就伴隨著約束的體系，以及由這個生產而生的成本問題。（Foucault, 2008: 63; 65）
大量生產自由的成本與代價是什麼？即是安全。無論是整體上來說個體利 益與集體利益之間的競合（這是「治安」的經典定義），還是在個別場域中的 自由，如何能不對相關各方造成「危險」，例如勞動的自由如何不對企業與勞 動者造成威脅，甚至是在個體層次上，個人的變故、疾病與衰老如何不造成個 體與社會的負擔。簡言之，各種意義上的「風險」，自由主義的治理實踐要能 運作起來需要得以建立各種關係，誘發其回饋，創造各種不同舉止的可能性場 域，得要「消耗」這些自由，而在一邊反覆生產自由的同時，為了調解其所可 能產生的風險，「端賴威脅而打造限制、控制、強制的形式與義務」也勢所必 須，據此，傅柯強調「安全的策略既是自由主義的另一面也是其根本條件」，「自 由與安全之間的博奕是這個新的理性治理的核心」（2008: 64; 65）。自由主義的 治理基本上就是自由的生產、成本代價的評估、風險威脅的控制三者之間的流 通，在這個流通的場域中，「控制不再是自由必然的抗衡」，反倒成了其主要推 動力（Foucault, 2008: 67）。傅柯這個自由與治理雙生這個命題，不妨視為他區 分「扣除」的權力與「激發、強化、控制、監控、優化、組織」權力更精鍊的 表述，本來在構思生命政治研究時，僅僅在人口的安全部署這個面向上稍微有 所意識的生命與死亡的互兌，現在在自由主義的治理理據中，在自由與治理的 雙生與互兌中，發現了生命政治最根本的邏輯：生命與死亡或許將以分子化的
方式，滲透到一切關係中，藉由各種不同安全與風險的調節，在不同的層次上 實現互兌，傅柯固然不會否認種族主義的機制，實現了某種最大規模，動用最 大程度暴力的生死互兌，但一方面，相較於極端的後果更需要考慮的是常態化 社會的權力部署；另一方面，傅柯更慎重考慮的或許是，生命與死亡會以更分 子化的形式，實現生命政治式的互兌關係，「危險地活著」（live dangerously）
方式，滲透到一切關係中，藉由各種不同安全與風險的調節，在不同的層次上 實現互兌，傅柯固然不會否認種族主義的機制，實現了某種最大規模，動用最 大程度暴力的生死互兌，但一方面，相較於極端的後果更需要考慮的是常態化 社會的權力部署；另一方面，傅柯更慎重考慮的或許是，生命與死亡會以更分 子化的形式，實現生命政治式的互兌關係，「危險地活著」（live dangerous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