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安全部署

整個階層的頂點與低處處於一種相互支持，互為條件的關係…這些方法戰術依據局部的條件與個別的需求而被發明，在一個階級的策略把他們當作一整套連貫性組裝鞏固起來之前，他們是一點點，一點點地被設計出來的。要注意的是，

這整套組裝並不在於同質化，而在於不同權力機制之間，相互支持的複雜互動。

所以，現在要考慮到孩童問題時，家庭，醫學，精神病學，心理分析，學校與司法體系之間的相互作用，並不會把這些不同的媒介同質化，而是建立其間的連結，相互援引，互補與判定，這些都預設他們各自維持其自己的型態。（1996a:

236）

因此，關鍵並不在於生命與死亡截然不同的後果，而在於這樣的互兌關係，各種不同被切割出來的生命形式要素之間，會以什麼樣的樣態，什麼樣的組合出現？真正界定傅柯生命政治論述理論基調的，不是大規模的殺戮，不是輝煌燦爛的治理秩序，也許也不是身體的規訓，甚至也不是人口的治理，而是這個可切割元素之間的互相流通與重組，一旦繼續探究傅柯的（新）自由主義論述，傅柯這個理論基調，就會更清楚，此前，作為某種預備工作，要先進入傅柯對安全部署的討論。

在傅柯各種龐雜的生命政治論述中，有一個貫穿一切的關懷，那就是要擺脫主流政治哲學，特別是擺脫主流政治哲學對「國家」的理解。在社會契約論背後，傅柯發現了規訓機制隱密的運作，以及全面戰爭論述的解碼，而在擺脫

「利維坦」的主權模式後，可以發現由個體的政治技術，也就是「教牧式權力」

（pastoral power）以及治安所共同構成，對雜多的治理。這段嘗試擺脫主流政治哲學框架，探究生命權力究竟是如何運作的高度實驗性過程中，傅柯經常從新的概念中，發現新的主題：從規訓的概念中發現治安這個主題，通過治安，

人口的概念出現了，而從人口這個概念，出現了新的主題：安全（security）的

部署。人口作為的治理部署一切可分割、結合與重新流通元素的統稱，是新的生命政治對象，對傅柯來說，人口這個對象有其自身的常數與規律，對人口的治理需要完全不同於主權與規訓的機制，它需要各種「預測、統計評估、總體測量」的權力技術，而其對人口的干預則「主要在具有總體意義上的普遍現象的決定因素層面上」，以此「獲得總體平衡和有規律的狀態」，以保證某種調節

（Foucault, 2003b: 245-46）。從人口這個新政治對象所衍生出來的安全概念，首先是一種有別於主權與規訓的權力策略，14 與 15 世紀對痲瘋病的回應接近於主權法理式的回應，主要在將痲瘋病患者排除區隔在共同體之外，而在 16 與 17 世紀，對鼠疫的規訓式回應則在於隔離檢疫，但從 18 世紀開始，對天花的回應是完全不一樣的，不再是排除或隔離檢疫，醫療的介入在於確定或然率與統計上的平均：

根本的問題不會再是施加規訓，雖然規訓還是幫得上忙。更大的問題是知道有多少人染上天花、在什麼年紀染上、有什麼結果、死亡率怎樣、對身體造成了什麼損害、後遺症如何、接種的風險以及個體在接種後死亡或者依然感染的或然率，種種這些對人口造成的統計學效應。簡言之，不再是對痲瘋的排除，不再是對鼠疫的隔離檢疫，而是流行性疾病的蔓延，以及遏阻其蔓延與流行的醫療性戰役。（Foucault, 2007a: 10）

由安全所引導的醫療介入，不再是避免與病患的接觸，也不是治療所有病患的疾病，而是運用各種知識與技術，來確定並維持天花在人口當中的常態分佈。而就跟痲瘋與鼠疫的狀況一樣，安全的技術並沒有僅僅侷限在醫學。從18 世紀開始，安全機制開始在各個領域中部署起來。例如，城市的治理問題不再是深入細節，預先計畫好一切，而是評估人口與財貨的流通量，在這基礎上去規劃住房、街道與行政區域。糧食的供給也是如此，不再嘗試預先避免稀缺的狀況發生，而是在事情發生前，預測各種可能造成稀缺的效應，評估其或然率，

來把隨機的效應降到最低。如Lemke 所解釋：

實證上的常態是安全部署的起點，它作為一種允許分化與變異的調節性規範而運作。不是把現實調整成一個先行界定的價值，安全部署把這個現實當成規範：

作為事件的統計性分配，作為災害與生死的平均比率…（安全機制）所具體說明的是一種位於變異光譜之間的最佳化中段（optimal middle）」（2011b: 47）。

對傅柯來說，針對人口進行治理的安全部署，與針對身體的規訓式「解剖政治」，對權力策略的構思是完全不同的，規訓的機制關注細節，不讓一切細瑣的事物逃過法眼，而安全的權力策略是一種與風險共存，不得不「就讓它發生吧」，不過，這並不是指對一切放任不管，而是說「在某個層次上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是不可或缺」的。這樣的後果某種程度上來自於規訓與安全部署不同的空間預設，規訓可以畫定一個封閉的空間，可以設定一個全新的空曠空間，讓權力的運作在其中自行其事，但安全部署「端賴許多物質上的既定條件」，它無法「把這些既定條件全部拿掉重新來過已達致某種完美狀態」，因此，

只能想辦法將「正面要素最大化」，為此就必須「盡可能提供流通，把風險與不便降到最小」（Foucault, 2007a: 19）。安全部署的空間預設是開放性與「離心性」

（centrifugal），需要治理與關注的事物有一種持續擴張的傾向，總是有新的元素需要被組合進來，安全「涉及組織，總之是讓圈子的發展越來越廣泛」

（Foucault, 2007a: 45）。與主權或規訓的對比是，主權與規訓都以「空間的佔有」

為其運作方式，主權獨佔了一個領土，規訓則建構了一個權力安排的空間

（Didier, 2008: 96）。安全必須保證「流通的自由」，如傅柯所說，安全「所涉及的不是建立界限與邊界，或者確定位置，而是使得流通得為可能，允許與保證流通：人的流通、財貨的流通與空氣的流通等等」（2007a: 29）。傅柯將安全部署的空間想像，稱之為「環境」（milieu），安全是「根據一些事件，事件或可能性要素的序列」來規劃環境：

安全特有的空間從而指涉一系列的可能事件，指涉需要嵌入到一個既定空間中，

是可欲還是不可欲事情的點」，在其「可預期性現實」（effective reality）的層次上理解這些事情（Foucault, 2007a: 45; 47）：

安全的機制在這個現實的基礎上作用，嘗試以這個現實為支架，使其運作，讓 Gehring 在 Foucault Studies 的 40 年回顧《規訓與懲罰》專刊中的論文，就指出傅柯不僅僅只 是割斷國王首級，「全景敞視」的命題同時也「顛倒與消除了注視（gaze）的主宰」，「刨空了主權之眼」，所指出的也是此一「注視」在被純粹功能化後，全景敞視所實現的「毋須可視但卻目擊」（non-visual, anocular）的權力運作（2017: 46; 49）。Gros 則延伸了傅柯安全部署的概念，強調對象的特徵是由流動（flow）所建構：食物的流動、能量的流動、甚至是影像與資料

極的權力機制。當傅柯起先從規訓的機制，追蹤到治安的部署，再從治安的部署與治理的問題意識追到了人口這個生命政治的集體對象，而在通過探究治理人口所特有的權力策略，也就是安全的部署時，生命政治的概念出現了新的問題意識：安全的部署所表述的是各種不同局部性權力方法手段、更全面性的權力策略，或者說，各種不同型態，雜多的治理之間的共存、相互影響與彼此調合的根本權力格局，這就是傅柯所說的「策略」（strategy）的邏輯：

策略的邏輯不會突出矛盾項，不會強調這些矛盾項，要以一致化的方式，在某種同質性中得到解決。策略邏輯的作用是在截然不同的項之間，建立可能的連結，又同時維持其截然不同，策略的邏輯是異質項之間的連結，而不是矛盾項的同質化。（2008: 42）

延伸到生命政治這個主題上，Lazzarato 的理解可以說非常精確：

生命政治是這種種為了從活生生的存有中抽繹出力量剩餘的權力關係之間的策略性協調（coordination）…生命權力「協調與測定」的作用，讓傅柯認定生命權力…不是任何權力的真正根源，生命權力針對某種確切來說並不來自於它自身的權力，將之協調…生命權力始終從自身之外而生。（2002: 103）

針對身體的規訓，針對人口的安全部署，種種微觀與宏觀，局部與全面的生命權力策略，最後都會來到如何讓彼此共存，不至於相互抵消以維持治理的問題，從這個面向來說，如Lazzarato 所提示，生命政治始終將會是一個權力自身之外，也就是「環境」的問題，傅柯說，「人類族類的自然性問題在一個人為的環境中突然出現了」（2007a：21-22），易言之，關注生命的種種權力策略，

生命政治的安全部署，最終將與某種通過治理而造就，虛擬的人造空間連結起

的流動，而其權力運作重點在於維持可追蹤性（traceability）（2014: 24-25）。儘管沒有明說，

這樣的提法某種程度上也是表明安全部署是全景敞視「看見一切但不被看見」的延伸。某種程度上，德勒茲正是據此表達了對傅柯的不解，既然安全的部署完全可以由全景敞視這個權力圖示（diagram），以及其在不同權力機制中透過異質化的結合而彌散，來加以理解。那麼，有必要以微觀規訓與生命政治過程將之取代嗎？德勒茲懷疑，在傅柯對生命政治的探索過程，有發現新的權力圖式嗎？（2016: 229）。

來。這個主題在傅柯對於（新）自由主義的討論中非常重要，儘管傅柯為接下

在文檔中治理、部署與榮光：生命政治作為政治理論 (頁 9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