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生命權力與生命政治
在奈格理的生命政治論述中，一個頗具創意的詮釋是將傅柯的生命政治概 念，區分成「生命權力」（biopower）與「生命政治」（biopolitics），奈格理自 己就說，固然「傅柯反覆理論化一種另類的力量（other to power; other power）」，
也儘管傅柯「很常使用抵抗這個詞，這無法真正抓到他自己心中所想的東西」，
但「他似乎沒能找到一個妥適的字眼」（Hardt and Negri, 2009: 56）。如奈格理
所說：
即使傅柯相當有力地掌握了社會的生命政治面相，並將之界定為內在性場域…
假如問傅柯是誰，或什麼驅動了體系？或者，誰是那種生命的形式（bios）？
他的回應是恐怕是不可說（ineffable, or nothing at all），傅柯最後沒能理解掌握 的是，在生命政治社會中，生產的真正動態。（Hardt and Negri, 2000: 27-28）
奈格理之所以關注傅柯的生命政治概念，有兩個重要的理論性意圖，第一，
它用以指出傅柯生命政治論述中兩個即使稱不上矛盾，最起碼是銜接不起來的 論題，對奈格理來說，這涉及「生產」（production）的問題，或者，更精確地 用奈格理自己的話來說，「生命政治的生產」（biopolitical production）；第二，
這組區分也同時指出了傅柯生命政治論述中一個無法忽視的空白：集體性政治 主體何在？首先，在傅柯的生命政治論述中，一個可說是最重要的論點是權力 的 作 用 不 僅 僅 只 是 扣 除 （subtract）、壓迫、限制，同時，它也是生產性的
（productive）：對個體以什麼樣的方式存在，如何存在的主體性生產；對要素 之間如何配置，策略之間如何互動，以什麼樣的關係連結的部署生產，在這個 意義上，傅柯才會主張權力關係就其本身是能動（mobile）的：
權力關係從而是能動的、可逆而且不穩的。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只有在主體自 由的時候，權力關係才有可能…要讓權力關係可以運作，雙方必須至少要有某 種程度的自由。即便權力關係完全失去平衡，即便在某一方確實可以說擁有全 面宰制另一方的權力，這樣的權力也只有在另一方還有自殺、還有跳出窗外、
或者殺了對方的情況下，才能運作起來。這意味著在權力關係中，必然有抵抗 的可能，因為假如沒有抵抗的可能（暴力的抵抗、逃離、欺騙等等種種逆轉這 個情境的策略），就再也不會有權力關係了…我的答案是假如在所有的社會場 域都有權力關係，這是因為無處不自由…在這些宰制的例子中，無論是經濟的，
社會的，體制性還是性別上的，問題是知道抵抗可以從哪裡發展出來。（Foucault, 1997b: 292）
正如奈格理所說，傅柯固然指出了權力關係本質上的不穩定，以及其能動 與逆轉的可能，但是在生命政治這個主題上，對於「一種生產性的生命政治主
體如何可能？」這個問題，傅柯基本上是以諸如「抵抗」或「批判」等等說法 一筆帶過的，更確切地說，如果傅柯強調沒有抵抗，就沒有權力關係，「因為這 將單純只會有服從的問題…所以抵抗在先，而抵抗優位於整個過程的力量，權 力的關係得要跟著抵抗而變動」（1997a: 167），那麼，抵抗是藉由什麼樣的機制，
如何「先於」或「優位」於權力關係？傅柯對此並沒有系統性地闡述。早在《規 訓與懲罰》中，傅柯就已經粗略地指出，資本主義的生產所涉及的「資本積累」，
與「細膩與精密算計的臣服技術對傳統、豪華且粗暴權力形式的取代」所涉及 的「人的積累」，是無法切割開來的兩個進程（1995: 220-221），這同時也是傅 柯看待權力的基本論題之一，涉及「人之治理」的權力，並不是隸屬於生產模 式，「不能單單理解作對某種生產模式的保證」，而是「生產模式的構成性要素 並在其核心運作」（Foucault, 2015: 231），生命政治權力網絡的開展，對資本主 義的生產是不可或缺的：
這樣一種生命性權力（bio-power），毫無疑問是資本主義發展中不可或缺的要 素，如果不把身體控制住，鑲嵌進生產的機制中，不依據經濟過程來調節人口 這個現象，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完全不可能。但這還不是全部，資本主義的發展 還需要這增長其鑲嵌與調節，將之強化，使之更能運用更能駕馭，權力得要有 各種整體上能夠最優化力量、能力與生命的方法，同時又不讓他們變得難以治 理。（Foucault, 1980a: 140-141）
也就是說，傅柯一邊強調生命權力對主體的治理與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 與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但另一方面，對於此一無法狹義地以資本主義生產的 生命政治式生產，具有多大的能動性與可逆性，卻未多加著墨。這確實無法概 括地以抵抗或批判帶過。如 Read 所說，傅柯固然強調了生命權力的運作是資 本主義發展的前提與必要，但他並沒有「直接進入生產與增殖（valorization）
的循環迴圈中」（2001: 27）。權力關係本身的生產性，以及這樣一種生產性對 資本主義生產來說不可或缺，傅柯這兩個命題在此似乎無法銜接起來，要將之 銜接起來，對奈格理而言，需要解決的理論問題就會是：一種有力，具有顛覆
潛能的生命，如何可能？此中沒有灰色空間，「應該把生命政治當成一整套從 政府的活動衍生出來的生命權力？還是反過來，權力若已經灌注在生命之中，
那麼生命是否也成為一種力量？」（Negri, 2008a: 72），生命權力與生命政治的 區分，即是為了將這兩個命題給銜接起來，並且進一步探討其關係翻轉的可能：
對於權力雙生性（doubleness）的理解，幫助我們著手處理傅柯發展生命權力概 念的意圖。在此，傅柯的關注主要是在加諸於生命的權力（power over life）：
也即通過對人口的治理、經營管理其健康與再生產能力等等，來掌控與生產生 命的權力。但是，始終會有一個堅持抵抗的生命，奮力探索另類存有的另一種 生命力量（an other power of life）的潛流。這個抵抗的觀點表明了兩種權力之 間的差異：我們所奮力抗拒的生命權力，本質上與形式上都與我們捍衛與探索 自由的生命力量不相容…生命權力與生命政治的區別，據此，前者可以（粗略 地）界定成加諸於生命的權力；後者則是抵抗並決定另類主體生產的的生命力 量。（Hardt and Negri, 2009: 56-57）
對奈格理來說，如果要把這兩個命題銜接起來，對傅柯生命政治概念的繼 受，不能「太緊密地貼近其文本的文獻分析」，否則就會「抓不到核心的重點」
1，這個「重點」是：
他（傅柯）對於生命權力的分析，目的不僅僅只在於權力如何通過主體，對主 體來說如何運作的實證性描述，也在於生產另類主體性的潛能，從而表明了權 力形式在性質上有所不同的區隔。（Hardt and Negri, 2009: 59）
生命權力與生命政治這組概念對子，用Toscano 精妙的譬喻來說，「像是雅 努斯的兩張面孔」，「一邊標誌某種最為特有的控制，另一邊又同時是某種全新，
反叛（insurgent）主體性的徵兆」（Toscano, 2007: 112）。而對奈格理來說，通 過這樣的區分，不僅僅是把傅柯沒有完成的工作補完，同時，也不難看出，「生 命政治作為另類主體生產而抵抗生命權力」這個論題呼應了奈格理對於「另類
1 太過貼近文本反而無法將這兩個命題銜接起來，儘管用語與脈絡不盡相同，奈格理也曾經表 達過類似的警告，「把傅柯的分析聚焦在『全景敞視』這個意象，阻礙了這個作品的前進」，傅 柯權力的生產性這個洞見不能「迷失」在「沒有對象」的「形式論的行動哲學傳統」與「沒有 主體」的「具體論的結構主義哲學」之間（2016a: 74）。
制憲力量」的表述，生命政治抵抗生命權力這個對子，完全「可以用史賓諾莎 式的唯物論術語」，表述成「力量（power; potenza）與權力（Power; potere）的 針鋒相對」（Negri, 2017: 13），奈格理也並不否認這組概念對子，這組「力量」
與「權力」的對立「更多來自於史賓諾莎而非傅柯」，但同時也強調「這個區分 對傅柯也是非常適切的」（2016a: 75）。而不只是抽象概念上的相應，事實上，
用「生命局部化（localized）生產性力量」來界定生命政治，其結果是「通過 社會性協同共作以及身體與欲望的交織互動而生產情動（affects）與語言，以 及發明自我與他者之間新關係形式等等」（Hardt and Negri, 2009:58），這樣的概 念內涵也深具史賓諾莎的身影，因此，生命權力與生命政治這組概念對子，某 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制憲力量作為「危機」的另一種表述，奈格理自己也並不否 認：
….生命政治的概念，從字義上來說它指涉權力與生命的交織…也就是在 18 世 紀末期誕生，傅柯稱之為「生命權力」的東西。而對生命權力的抵抗還是存在 著。說生命抵抗權力意味著肯定其自身的力量，也就是肯定其創造、發明、生 產與主體化的能力，這是我們說的生命政治式的（biopolitical）：從權力內部、
在權力之中，權力圍困住生命，而生命對之抵抗。從這個角度來看，整個哲學 歷史事實上都站在生命權力這邊，少有例外。（2004b: 64）
這並不是說傅柯生命政治的概念對奈格理而言僅僅只是重複表述了他的制 憲力量命題。一方面，奈格理對制憲力量的闡述，表明了透過內在性平面生成 的力量，與藉由超越性法理機制所打造的權力之間的對抗，構成一切「政治」
的根本理路；另一方面，藉由生命政治生產的主張，奈格理也是在為其制憲力 量的論述填充血肉，「制憲的力量透過其在生命政治中的浸潤，而轉化成多元的 延續性過程：制憲力量的內涵開始趨於成為生命自身」（Hardt and Negri, 2017:
36）。對奈格理來說，傅柯的生命政治論述需要再「推進」一步：生命權力與 生命政治的對抗在當代有不同的格局（frame），而這個格局將表明生命權力的 運作與生命政治的生成，是來自於同樣一個內在性網絡，不同樣態的主體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