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自然狀態的共業 - 治理、部署與榮光：生命政治作為政治理論

對 Esposito 來說，霍布斯之於現代性政治的典範地位在於，他是第一個將保全生命當作政治理論首要問題的思想家，霍布斯與古典思想的斷裂之處，在於他讓「保全生命」完全進入到政治場域，變成「完全是其最為偏重的面向」，

而免疫政治的原型，也可以「追溯到霍布斯式的政治哲學」（2008: 57; 46）。

Esposito 強調，並不是說在霍布斯之前，在現代性之前，沒有人提過免疫問題，

而是說，霍布斯是第一個把「自我保全的要求不單單當成既定的東西，而是成為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需要策略去應對的選項」（2008: 54-55）。對霍布斯來說，人民的安全是「最高法則」，而這裡的「人民」，指的「並不是統治的合眾國自身，而是被治理的公民雜眾」，安全也「不應當理解成單單只是在任何狀況下的存活，而是盡可能過上愉悅幸福的生活」，在霍布斯看來，公民雜眾的安全涉及政治體內部廣義的秩序（或說，後來傅柯稱之為「治理」的一切），它「指出了君王得要了解其職責的法律，它也教導人民關照自身利益的技藝。畢竟，

公民雜眾的力量，就是合眾國的力量」（Hobbes, 1998: 143）。也就是說，在霍布斯主權政治理論中，除了涉及利維坦至高人身位格的法理問題之外，其至高性另外在於，利維坦本身還是一個「治安機器」，一部以實現保全臣民承諾的機器。正如施密特（Carl Schmitt）所強調，霍布斯所打造的國家是一個「被主權

代表具現的人身位格，所啟動活化的機器」（2008: 32），由是，人造的合眾之國，其內在邏輯並非以某個人身位格而告終，而是以一台機器告終：

國家的一切並不在於藉由一個人身位格而成的代表，而在於能否在當前切實地實現真正的保全，代表如果不是「現實的保全者」（tutela praesens）的話，就什麼也不是。（Schmitt, 2008a: 34）

施密特認為，主權的人身位格與實現保全的治理機器，是利維坦的一體兩面，「現代國家與現代治安同時誕生」（2008a: 31），甚至，利維坦的機器化傾向甚至壓倒其人身位格要素，利維坦「機器化的過程並沒有被這個人身位格化給抑制，反而因此完成」，而「此一人身位格要素也被捲入這個機器化過程並完全為之吸納」，這樣的利維坦「不是別的，就是一個大型機器，一個用以保證對被治理者保全肉身的巨大機器」（2008a: 34-35）。施密特的觀點為利維坦的生命政治問題提出一個重要的理論洞見：在肇建利維坦的過程中，生命是以某種特定的方式，而被保全起來。Frankenberg 強調，霍布斯在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典範地位，在於他為主權權威的掌握者綁定一個重要的政治目標：保全生命以保證和平共存，他是第一個「賦予政治技術一個安全算計的根本面向…安全算計本身就與絕對權力的證成連結」（2014: 14）。同時，對霍布斯來說，作為人造之人的主權，為了保全和平，也必須另外採取一些手段，來確保「生命的人造性永恆」，避免每逢統治者死亡就重新陷入戰爭（1996: 135），這最好通過施密特稱之為治安機器的有效運作，一勞永逸解決「國王已死，王祚永存」（The King is dead, long live the King）的政治繼承難題。公民雜眾的安全、主權的治理與主權自身的永久存續，三件事情對霍布斯來說，其實是同一件事，如 Esposito 所說：

霍布斯所用的機器性詞彙，並沒有與其身體性詞彙對立起來，而是將之增補上去。機器性隱喻旨在強化生命與身體之間的脆弱聯繫，就像一副堅固的金屬骨架，用來讓身體超越其自然力量，從而延續生命…這樣的想法是，由主權不間

斷的延續性力量，在個體無可避免的死亡，與國家的人造身體之間，確保建造一個功能性的關係…身體並未被取代，而是受到了免疫：人造的生命不僅比其構成部分存活得更久，還定期從其構成部分那裡得到再生產的能量（2011:

115）。

在 Esposito 看來，霍布斯理論中這個「被保全起來」的生命與主權之間，

是一個「單一不可分割整體」的關係，掌握生殺大權的主權權力，其特徵並非如傅柯所說，以扣除式「攫取」與揮霍的耗費為務，主權這個生命的人造性永恆及自我保全、與臣民生命的保全以及治安、加諸於生命的政治與生命的政治，

是無法切割開來的一體兩面。對Esposito 而言，霍布斯所有的政治論述範疇，

無論是主權、代表乃至於個人也好，其實都是將「保全生命免於暴力性滅絕的威脅」這個生命政治的問題，轉化成政治哲學的語彙（2013: 69-70）。而Esposito 特別關注的是，在霍布斯自然狀態論述中，將生命與政治連結在一起的免疫邏輯：藉由植入一個局部消解個體自然權利的元素，來達致擺脫自然狀態，謀求集體和平與個體保全的未來。霍布斯的自然狀態，在Esposito 看來，是一個非常弔詭的情境，個體在自然狀態中的暴死恐懼，事實上正來自於個體意欲自我保全的本能。但這個本能又同時招致暴死的恐懼（2010: 21）。這形成一個致命的迴圈：因為恐懼暴死，所以無限擴張自然權利，而無限擴張自然權利，又導致了暴死致命威脅的恐懼。自然狀態意味著，自我保全的衝動本能，因此也就無法與相互敵對的征服，以及隨之而來的相互毀滅區分開來。Esposito 強調，

霍布斯著具洞見之處在於，恐懼與合眾國的建成，並不是互斥，相反，「恐懼永遠不會退場」，自然狀態與公民狀態之間的過渡，其實是恐懼樣態的轉變：

它從決定自然狀態的「相互的」（reciprocal），無政府式的恐懼，轉化成「共」

（common），制度性的恐懼，這界定了公民狀態。恐懼並未消失，它得以消解但無以消退。（2010：23）

也就是說，為了逃離自然狀態那種原初又無以確定的恐懼，自然狀態下的

人們，以信約的方式，接受了來自主權，得以確認的恐懼（2010: 24）。從自然狀態下相互的恐懼，到公民狀態中共同的恐懼，Esposito 所強調的並不是契約及其界定法權狀態的作用，而是指出，如果自然狀態是一個自然權利各自無限擴張，導致所有人擁有所有東西，包括擁有所有人的身體，一個極端的共業

（munus）狀態，那麼，從自然狀態到公民狀態，就是將這個共同關係取消掉：

假如人與人的關係本身就是毀滅性的，逃離這個無法承受困境的唯一出路就是摧毀這個關係本身…將所有社會連帶一口氣全部抹消掉…只有把自己從任何一種關係中消解出來，個體才能避免致命的接觸…現在人們在相互消解的樣態中團合起來，在抹去一切非純粹個體化的利益中結合，從所有有所共的關係中扣除出來，人造地結合起來。（2010: 27）

這個對共同關係的解消，在Esposito 看來，正是免疫的原意：豁免。「在法政語言中，它所指的是，在正常，彼此相互束縛的具體義務與責任情況下，主體自身的某種暫時性或決定性的豁免」（2008: 45）。如果共同關係（communitas）

就其本身來說是將其成員綁定在相互贈與的義務之中，免疫即是「免除這樣的義務，抗拒具有不由分說搶占（expropriating）特色的共同關係」（2008: 50）。

對Esposito 來說，霍布斯式自然狀態的構思，在於指出，政治通過局部地否定生命而保全生命，而生命完全只在能被保全的前提下，才得以肯定政治，因此，

可以說，主權的生命政治效應是將生命從致命的共同關係中豁免出來：

被免疫豁免起來的…是同樣一個既被保全又被否定的共同體…（共同體）通過否定其原初的感官視域，而被保全起來。從這個角度來說，免疫化不僅僅是附加在共同體之上的防禦裝置，更是一個內部機制：以某種方式將共同體從自身分割開來的折疊，使它免於無法承受的過量。（2008: 52）

Esposito 將霍布斯的自然狀態，理解成一種極端的互相共有關係，導致任何關係，都可能帶來殺身之禍，自然狀態不可能有適切意義的「社會連帶」是因為所有的「連帶」都具有毀滅的因子，事實上自然狀態的界定就是對一切社

會連帶的絕對否定，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通過建構一個第三方來壓制這個關係，所有人都不需要進一步與彼此連結」（2010: 29），把個體從這個共同關係中豁免出來。而離開自然狀態的根本解決之道，在於讓個體直接面對主權權威，

用垂直的保護服從關係，取代危險致命的共有關係，取代人與人之間的平行關係。主權的免疫性豁免，即是通過主權機制形成的人造個體化，將自然狀態中，

那個把人們束縛在共有，導致人人都受到致命危險的水平關係廢除（2008: 61）。

因此，這個主權式免疫豁免的邏輯「本質上是交換與替代的邏輯」（Santner, 2011:

17），用共同的恐懼取代互相的恐懼，用垂直的保護服從關係，替代水平的共有關係：

國家不是任何一種意義上的社群式關係，而是全無任何關係的一致性（unity without relation），與對共性（cum）的壓抑，主權的臣民之間沒有什麼共有的，

每一個物事都可以切割成我的與你的，毫無共享的分割（division without sharing）。（2010: 28）

在Esposito 看來，主權的生命政治作用，在於創造最典型的「個體」：主權通過免疫的豁免作用，將一個個單一的個體，從暴露在危險共有關係的狀況中，

一個個剝除分割區別出來，於是「每個人都被一條垂直線束縛在主權的宰制之上，而這條垂直線的所有外部關係，都要連根切斷」。因此，對Esposito 來說，

「個人主義」並不是霍布斯政治理論的前提，而是「現代主權為了貫徹對生命的保全，藉由免疫機制」所創造的產物，個體就其字面上的意思是「無法再被分割，在其自身中一致化…又與其他個體界限分明」，其意義在於「在每個個體

在文檔中治理、部署與榮光：生命政治作為政治理論 (頁 2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