參、從規訓社會到控制社會 - 治理、部署與榮光：生命政治作為政治理論

傅柯主張權力關係具有生產性，而現代政治在各種生命現象上的權力部署，

也就是（奈格理所區分出來的）生命權力，對於資本主義的生產與發展不可或缺，而對奈格理來說，要幫助傅柯回應「是什麼驅動了體系」，就不能死守傅柯的文本，才能推進他的洞見，來理解當代政治社會權力運作的新格局。在這個新格局之中，奈格理才能認定生命權力與生命政治之間，在表面的單純對立之下，具有一個共同的內在性網絡，從而具有翻轉生命權力宰制的潛能。這個生命政治的新格局是什麼？這個問題需要兩個層次的處理，第一，推進在傅柯的

生命政治論述中，沒有被系統性闡明的社會本體論（social ontology），這是本節所要處理的主題；第二，在受傅柯所啟發的社會本體論關照之下，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將會把這個生命政治的新格局推入一個更具動態也更具張力的關係，

這是下一節的主題。第一個層次的論題事實上高度呼應了傅柯對新自由主義的討論，對傅柯來說，新自由主義治理透過構造出一個虛擬的空間，既容許各種雜多的生命形式的生產，同時也要能夠經受其可能相互衝突的震盪，並將之調節。當傅柯將新自由主義此一既生產自由，又施加治理的政治理據視為「生命政治的誕生」時，其實某種已經暗示，生命政治的治理，關鍵並不在於某種特定的政治理據（不管是涉及個別身體規訓的全景敞視理據，或者涉及集體人口治理的教牧論理據），而在於如何透過一個虛擬的構造空間，將紛雜不同的政治理據收容起來，調節其可能的內在衝突，強化其可能的彼此互補，在 1978 年，與《生命政治的誕生》講座同時期的訪談中，傅柯就粗略提及這樣的想法：

我所做的權力分析完全不能夠化約成（全景敞視）這個形象…事實上，假如說我說全景敞視是一個烏托邦，某種在18 世紀末被精心構思出來的純粹形式，用以為權力持續不斷，直接且整體的運作提供一個最便捷的方案；假如我揭露了這個烏托邦的緣起與制定，與其存在理據，那麼，我同時也馬上要說的是，我們所談的確實就是個烏托邦，它從來沒有以其所存在的那個樣子在運作，實情是，監獄的整個歷史，正在於它始終都達不到這個模式…監獄的實情始終要在一個策略與方法（tactical）紛雜的連結中才能理解掌握，這個連結必須能考慮到種種密度極高、沉重、盲目與令人費解的現實…權力的論題是複雜，難解與從來都無法功能化的一整個關係序列，某個意義上，這個關係序列從來都是無法運作的…假如權力關係已經創造出不同的調查、分析形式與知識模式，確切來說，這並不是因為權力全知全能（omniscient），而是因為權力是盲目的，而是因為它處於僵局（impasse）。要是說，有這麼多的權力關係，這麼多的控制體系，這麼多的監控形式發展出來，這正是因為權力始終都是無力的。（1996b:

257-258）

儘管傅柯如奈格理所說，確實沒有系統性地闡述如何在此一權力關係序列中生成另類力量，而時常以抵抗這個便宜的字眼帶過，但不能不說傅柯對此是

有所意識的，如他所說，權力的問題「不是權力與抵抗之間本體論上的對立」：

我會說權力可能不過就是一連串構成社會體的衝突，政治或經濟型態上的衝突，

其修正與形式，時時刻刻都有所不同。權力，是某種像是層疊（stratification），

像是制度化的東西，界定出在一切的衝突中用的上的方法戰術，工具與武器。

在某個給定的時刻它可以被看作某種權力關係，權力的某種運作…我們不能把權力的某個處境，在特定時刻權力的某種分布或力量的經濟（economy），跟單純的權力制度，像是軍隊警察或政府等等，混淆起來（1996b: 260）

傅柯主張，任何特定的權力理據，都會離開其原本所欲實現功能的制度，

而與不同的權力理據交會、匯流甚至是衝突的可能，權力在這個意義上是「盲目」的，而其交織出來的權力網絡是「密度極高、沉重、盲目與令人費解的」，

除了對新自由主義治理的討論之外，傅柯並沒有系統地闡述此一新的權力格局，

而在奈格理表述生命政治新格局的理論進程中，他高度借用了德勒茲（Gilles Deleuze）「控制社會」（society of control）概念，來「推進傅柯」。這個事實上高度呼應傅柯的借用主要有兩個面向：第一，權力會走出原先侷限它的功能化制度，而形成一個能容許震盪的治理網絡；第二，為了實現不同權力關係之間的連結，這個網絡不能僅僅只是各種權力關係的單純集合，而必須要有一套實現交流的網絡語言。何謂控制社會？奈格理這麼說：

控制社會的特點或許可說是內在驅動我們共同與日常生活實踐的規訓常態化部署的綿密化與整體化，但有別於規訓，這樣的控制透過靈活彈性的震盪性網絡，

從社會制度結構縝密的場所，往外延伸出去（Hardt and Negri, 2000: 23）。

奈格理對控制社會的闡述來自於德勒茲²，德勒茲在與奈格理的訪談中強調，

「他（傅柯）事實上是第一個說我們正在遠離規訓社會的人」，我們「正邁向一

2 傅柯的生命權力與德勒茲的控制社會兩個概念之間的關係為何？是一個頗具智識興味的主題。Thomas Nail 透過爬梳德勒茲在 1985 年到 1986 年間，未出版的傅柯課程講座，指出「生命權力與控制在形式與內涵上是同樣的權力概念」，不過，Nail 這個詮釋並沒有解釋他自己提出來的問題：為什麼德勒茲沒有在其控制社會的論文中將生命權力與控制等同起來？（Nail, 2016）。事實上，這也許是一個假問題，因為從德勒茲對傅柯的詮釋來看，他似乎完全可以不依賴傅柯的生命政治講座而推導出控制社會的命題，也正如德勒茲自己的〈欲望與歡愉〉（Desire and pleasure）一文中所暗示，傅柯的生命政治講座沒有新的推進（2016: 229 ）。

個不再藉由把人監禁起來，而是通過持續的控制與即時的通訊交流而運作的控制社會」（1995a: 174）。用奈格理親密的智識夥伴哈特（Michael Hardt）的說法來說，傅柯所教導的重要課題是「權力不會留下真空，它一定會以某些形式充填社會空間」，哈特據此認定，如果我們將當前的社會當作「規訓社會」，那是

「完完全全讀錯傅柯了」，「傅柯看待規訓體制的一個最重要的面向就是，它已經是歷史了」（1998:30; 23）。奈格理將從規訓社會到控制社會，是一個「劃時代」的過渡，而說規訓社會已經是歷史了，並不是指作用在人身上的規訓機制已經消失，「在控制社會中生產的混雜主體，仍然同時被各種規訓部署所建構」

（Hardt and Negri, 2000: 331），控制社會就其自身來說沒有一個獨立的權力理據，德勒茲用這個概念首先要指出的是，某種各有不同理據的權力關係的彼此之間互相交融後的狀態，在規訓社會中，「個體所經歷的各種不同監禁處所與狀態都是獨立的自變項：我們得要時刻重新開始」，因此人是在一個個封閉的處所之間移動，從家庭到學校，再入營服役，接著進入工廠等等，而這些各自封閉的規訓處所或許有共通語言，但僅僅只是「類似」意義上的（1995b:177-178），

但控制狀態：

各種不同的控制形式，都是無法切割出來的漸變（variation），形構出一個流暢動線（varying geometry）的體系，而其語言是數位化的…監禁是模具（molds），

有各種不同模塑；而控制是一種調幅（modulation），像是一種在不同時刻持續自體變化的模塑，像是一個從這裡拿到那裡網格就會變化的篩子。（1995b:

178-179）

也就是說，原先在各種規訓制度中，用以創造局部性「節段化」（segmented）

效應的權力技術，現在會延伸出去，在一個網絡中不斷重新結合起來。用德勒茲自己的舉例來說，原先廠房有一個透過勞資雇傭關係來維持權力關係的平衡，

它的基本原則是最大的生產與最小的工資，但在控制社會中，企業可以「在一切的雇傭工資中引入更深層的調幅」，即便這些在當前企業管理與培訓成為常態

的「可笑的挑戰、競賽與講座」與原先勞資雇傭關係調節並不相容，但這些「中斷」依然可以「保持在一個亞穩定（metastability）的狀態」（1995b: 179）。易言之，在控制社會中，規訓的部署漸漸不再受限，不再為特定空間與制度所拘束，他們會各自延伸出去，「在主體的混雜生產中彼此交織」成綿密的權力網絡

（Hardt and Negri, 2000: 330-31）。奈格理與哈特都據此指出，「今天構成規訓社會的社會制度無所不在危機中...社會空間的紋路（striation）被平順化（smooth）」

（Hardt and Negri, 2000: 329）：

社會空間是平滑的（smooth），並不是在它淨空了規訓式紋路，而是這些紋路已經遍及整個社會，並完全充滿控制的調節（modulation），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主要不再涉及規訓與宰制體制的調節與組織，而是直接透過社會生產的永恆迴圈，

讓國家運作起來。（Hardt, 1998: 31）

第二，傅柯在對新自由主義的討論，曾經強調了構作出新虛擬空間的重要性，德勒茲此一高度啟發奈格理的控制社會命題也接續了這個主張。對德勒茲而言，控制社會的網絡必須要有一套實現交流與確保流通的語言，德勒茲將之稱為「代碼」（code）。不同於規訓社會依賴「準則」（precept）來進行「整體與單一」的雙向模塑，控制社會網絡是通過高度抽象化的代碼，來確保不同權力關係之間的相互流通，「控制的數位化語言由顯示是否允許訊息存取的代碼」所

在文檔中治理、部署與榮光：生命政治作為政治理論 (頁 127-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