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 年 7 月 10 號，時為美國總統的威爾遜在底特律一個坐滿推銷員的會 議廳發表演說，這是第一屆世界推銷大會（World’s Salesmanship Congress），時 值歐戰方酣，而往後的數個月，威爾遜也要考慮，是否要投入戰爭，而在這場 演說，他提出了世界和平的構想。他主張，美國的「商業民主」得要在「和平 征服世界的鬥爭中領先」，大的製造國要如何去世界其他地方作生意？這有兩種 方法，第一，「把製造國的口味強加給市場所在國」，這種掠奪性商業手段，是 歐洲巨賈，特別是德意志大資本家們的策略，而另一種方法，是「研究市場所 在國的口味與需求，並讓自己的商品加以適應之」，這是美國作風。威爾遜強調，
推銷術跟政治才能是相關的，他鼓吹一種具政治家風格的營銷術，這種營銷術 要「跟你對他們與他們的商業需求同步」，而不是「與你對你個人以及你自己的 製造方法同步」。威爾遜接著強調，「這世界最大的障礙不是規範準則上的障礙，
而是品味上的障礙」，衝突不是因為意識形態或政治，而是因為生活方式與品味 的差異所造成的誤會。因此，維持世界和平最好的方法就是「通過教授那些把 我們聚在一起，並培育我們相同風格的經驗」，這樣的營銷術，就可以為政治贊 力，威爾遜最後呼籲所有的營銷員：
讓你們的思想與想像走出國門遍佈全世界，你是美國人，所到之處都會帶來自 由，正義與博愛，在這個想法的鼓舞下，出發並去銷售讓世界更舒適，更幸福 的商品吧！讓他們也信仰美國的規範準則吧！（1981: 387）
借用市場的力量，來讓世界和平，對威爾遜來說，「民族自決」的理念要能 落實，得讓「讓世界對民主而言變得安全」，市場應該取代大國協調，取代權力 平衡，成為戰後新世界的規制原則。儘管民族自決的理念落空，儘管國際聯盟 的和平機制失效，但嚴格來說威爾遜的理念並沒有全盤成空，最起碼，「讓世界 對資本而言變得安全」。傅柯是從這個觀點來看待「帝國主義」的，他曾經說，
界定西方社會政治支配發展方向的，是讓諸如主權與規訓等權力形式相形失色
的大治理趨勢，18 世紀開始出現的大治理從基督教的教牧模式中誕生，以「國 家理性」之名，治理的技藝在國內層次上，以治安部署的形式開展出來；軍事 與外交的技藝則在國際層次上，以權力平衡的主權國家體系形式開展出來
（2007a: 108-109），在傅柯看來，伴隨治理性理據的典範轉移，國際政治的協 調性原則也有相應的轉變，開放世界市場，讓「經濟博弈不會終結」（2008: 55）
的理念：
自由主義所特有的，治理理性自體的侷限與國家理性之間有一個詭異的關係…
伴隨與（競爭性平衡）國際目標分手，取而代之的是帝國主義無限制的目標…
自由主義的理性伴隨帝國原則的啟動，不是以帝國的形式，而是以帝國主義的 形式，而這與個體與企業之間的自由競爭的原則密切相關。（2008: 21）
傅柯沒有對自由主義治理的國際政治對應再做更多論述6，著實，傅柯對這 個主題的討論也有些貧乏，不過，持平地說，「讓世界對資本而言變得安全」確 實構成全球政治格局的第一個重要面向。另一個關鍵的時間點是 1940 年的 9 月2 號，在距離美國正式向軸心國宣戰一年多前的這天，羅斯福總統照會國會，
他已經核准與英國的一項協定：美國將以提供盟國五十艘驅逐艦的代價，換來 對於英國設在殖民地海空軍基地的實質控制。對Vine 來說，這是在人類歷史中 從未出現過的全新世界治理形式「基地帝國」（Base Nation）的第一步（Vine, 2015）。此後，海外基地的擴張宣告了新的世界治理形式：跟 19 世紀的殖民帝 國不一樣，新的基地帝國再也不需要佔領遼闊的土地，領土的佔領乃至於主權 的歸屬都是舊時代的事了，新時代的世界有完全不一樣的治理方式。小布希任 內開啟了對於「小美國城」的改造，不再熱衷於建立大型的海外基地，而是專 注開發更小且更靈活的基地，包括中型的「前進作業點」以及小型的「蓮葉」
6 關於這個主題，可參見 Dillon 與 Reid 的「戰爭自由主義式的樣貌」（the liberal way of war）
主張，作者將此作是為填補傅柯「沒有探究規訓權力、生命政治與主權複雜三角關係」的闕漏，
強調在全球的自由主義治理中，主權權力在生命政治部署中，能透過戰爭的差異性運作，藉由
「全面性分流揀選的選擇性操作」（the selective operationalization of the global triage），轉變成
「加諸於死亡」的權力樣態（2009: 93）。
（Lily Pad）基地：靈感來自於青蛙藉著蓮葉當跳板穿越池塘。拜軍事科技的進 步所賜，空運與海運技術的進步，從國內基地直接調遣部隊，速度並不會比從 海外基地調遣部隊來得慢，因此，面對質疑海外設置基地的質疑聲浪，美國軍 方開始強調在海外維持屯藏武器與補給，也就是「裝置預備」的重要，另一方 面也省下維持「小美國」基地，支援部隊與眷屬的大筆經費。這樣的作法除了 避免與在地宗主國的無謂摩擦外，也具有政治修辭的優勢：美國官方可以聲稱 其實沒有這麼多的海外基地，「只有進出使用，不是基地」（Access, not bases）。
但「不會有國旗，不會有駐軍，不會有眷屬」蓮葉基地的廣泛建立，並不代表 基地帝國的消退，反而象徵迴避公眾目光，更為細緻的部署深入。
施密特曾經敏銳地指出，用以界定國際秩序的和平與戰爭的大地之法
（nomos of the earth），必然建立在對例外狀態的切割與排除之上。在過去的歐 洲大陸，歐洲公法所建構的國際和平秩序，其基礎是對於歐洲與非歐洲、文明 與非文明的區分7，「友誼線」（amity lines; Freundschaftslinien）為歐洲公法的效 力畫出界線，界線之內是文明化的空間，界線之外的例外狀態是允許投射絕對 敵意，進行強權「對海外地帶唯有力者可得」的無限戰爭，歐洲海洋強權畫出 友誼線的意義是「標示出一個文明化的空間，在這個邊界之外的外部就可以開 始成為一個無法的空間」（Sloterdijk. 2013: 111）。在這個聲稱以民族國家主權為 主要構成單元的世界秩序，基地的存在是近乎常態化的例外，作為新的大地之 法，「基地帝國」不再需要明確切割出勢力範圍的友誼線，其動力也不是法內與 法外空間的抗衡與辯證，「只有進出使用，不是基地」的政治修辭優勢所反映的 是秩序與例外的新關係，新的例外狀態流動並隱蔽起來，遁入一個個小小的蓮
7 施密特明確地指出，「文明」正是支配的理據，「發現的行為是不需要被發現者批准的，因此，
它的合法名義處於一個更高級的正當性狀態，發現行為只能是由在精神上與歷史上優勢的一方 做出……說就像西班牙人能發現阿茲提克人與印加人一樣，反過來他們也能發現歐洲的存在，
這實在完全錯誤。印地安人完全沒有基督教歐洲的理性知識能力，認為他們能像歐洲人繪製美 洲大陸地圖一樣繪製出歐洲的地圖，不過是一種讓人發笑的歷史亂穿越，精神上的優勢完全在 歐洲人這邊，如此之強，以致於新世界只能是一種『被拿取』的狀態」（2003: 132）。
葉基地中，他們正是這個被稱為「一超多極」國際秩序格局之下的塊莖。
讓資本的流通更加安全與便利，讓戰爭的準備更加彈性與即時，各自表述 了當前全球政治格局的兩個重要面向，對奈格理來說，這並不是截然區隔的兩 個過程，資本主義的新階段推進了生命政治更加網絡化的部署，生命權力與生 命政治的對峙將來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階段，資本與戰爭都必須要流通起來，
界定了全球政治的新格局：在生命權力所佈建的治理部署中，「帝國」（empire）
龐 然 而 出 ； 而 在 生 命 政 治 生 產 的 關 係 網 絡 中 ， 卻 蜷 曲 蓄 勢 而 發 的 「 雜 眾 」
（multit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