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賠償機制之適用範圍

726 SSW-StPO/Burghart, §111i Rn. 1.

727 BeckOK-StPO/Huber, §111h Rn. 3.

728 SSW-StPO/Burghart, §111h Rn. 6.

729 BeckOK-StPO/Huber, §111h Rn. 3.

730 SSW-StPO/Burghart, §111h Rn. 6.

接著，犯罪之被害人，牽涉之定義有狹有廣，可得主張透過賠償機制來 實現其請求權之被害人，應有其適用範圍之限制，否則將失之過廣。德國沒 收舊法就此相當清楚地表明，必須是有「產自（aus）」犯罪（§73 Abs.1 S.2 StGB）之請求權者，才能排除沒收請求權，進而適用協助被害人受償之相 關程序設計。德國 2017 年之沒收新法雖然刪除了上開以潛在請求權排除沒 收之刑法規定，並設計新的被害人賠償機制程序，但仍然沿用上述被害人概 念之見解，而表露在被害人賠償機制之各相關規定法條中（vgl. §73e StGB,

§111i und §459g Abs.3 StPO）。因此，有關何謂有產自犯罪請求權之被害人之 舊法實務見解，亦仍得加以沿用，2017 年沒收新法有關被害人賠償機制之 設計，亦參酌了部分過去實務之見解⁷³¹。

依照德國實務過去之見解，被害人因犯罪而產生請求權才能適用賠償機 制，其中「犯罪」之範圍，應與沒收保全扣押所針對之犯罪行為，有其同一 性，也與嗣後起訴時表明之犯罪行為，以及沒收終局裁定所確認之犯罪行為 同一⁷³²。若實體法有例如組織犯罪之規定，將犯罪行為人之個別犯罪行為 打包成為實體法上之一行為，則所謂犯罪之被害人，雖然不能對應到個別之 犯罪行為，但該組織犯罪之刑罰規定，還是保全扣押及終局沒收裁判之基 礎，只要是就該整個組織犯罪而言，有產自其中之請求權者，就是得適用賠 償機制之被害人⁷³³。

從上述被害人賠償機制與沒收保全扣押間的關聯推衍，德國沒收新法之 修法理由特別提及，雖然在沒收新法下，被害人之請求權不會排除國家之沒 收請求權，保全扣押必然是為保全國家沒收請求權之執行而存在，但因為沒 收保全扣押所針對之犯罪行為之被害人，仍得循被害人賠償機制之程序在將 來獲得賠償，國家發動沒收保全扣押，仍有其正當性，能消除與民爭利之疑 慮⁷³⁴。

731 BT-Drs. 18/9525, S. 50。以下介紹翻自德國 2017 年修法的草案理由，同樣的翻譯亦可 見，連孟琦，〈2017 年德國沒收新制中之賠償被害人模式〉，收錄於：《法學與風範──

陳子平教授榮退論文集》，2018 年 1 月，頁 613-633，頁 619 以下。

732 BT-Drs. 18/9525, S.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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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BT-Drs. 18/9525, S. 50.

另依照德國實務過去之見解，被害人因犯罪而產生請求權，該請求權必 須是主張犯罪利得或其替代價額之返還（Rückgewähr）者，也就是說被害人 之請求權必須與犯罪利得之間有同一性⁷³⁵。德國 2017 年沒收新法亦接納上 述見解，將「返還（Rückgewähr）」一詞明文訂定在被害人賠償機制之條文 當中⁷³⁶。從而，例如被害人係因犯罪行為受有痛苦，而在民事法上請求慰 撫金（Schmerzensgeld），該慰撫金請求權不能循被害人賠償機制主張而受填 補⁷³⁷。同理被害人若主張請求利息、訴訟費用之花費，亦皆不得循被害人 賠償機制請求，但這不妨礙被害人就其該些民事上權利，循民事途徑主張實 現，也就是說，該些民事上權利不會因為刑事被害人賠償機制適用範圍之劃 定而被縮減⁷³⁸。

上述被害人之定義，在刑事程序中不是一確定之後就無法改變的，受損 害之人可能在程序進行中，會失去其適用被害人賠償機制之資格，例如刑事 程序發現並無證據可證明犯罪行為存在，又例如該犯罪因無起訴之實益而處 分不起訴（§§154, 154a StPO），相反地，也有可能隨著刑事偵查程序之進行，

發現之前未發現之犯罪事實，導致得適用賠償機制之被害人隨之擴張⁷³⁹。 照理說，隨著犯罪事實在刑事程序進行中之變動，檢察官應該盡可能地調整 沒收保全扣押，指向目前調查現狀下已知之犯罪事實來達成沒收保全扣押之 目的，因此可得適用賠償機制之被害人範圍之變動，得從檢察官對沒收保全 扣押之調整推知⁷⁴⁰。

在被害人權利有所移轉之情況，為了讓得適用賠償機制之被害人，其主 張之權利與最後沒收裁判所涉之請求權一致，依德國沒收新法之設計，因犯 罪受損害之人的繼承人及其他權利繼受人，還有其破產管理人、行使代位權 之保險人，皆直接視為是得適用刑事賠償機制之被害人⁷⁴¹。

735 BT-Drs. 18/9525, S. 50f.

736 BT-Drs. 18/9525, S. 51.

737 BT-Drs. 18/9525, S. 50f.

738 BT-Drs. 18/9525, S. 51.

739 BT-Drs. 18/9525, S. 51.

740 BT-Drs. 18/9525, S. 51.

741 BT-Drs. 18/9525, S. 51.

綜合上述，在德國沒收新法之確立下，得適用求償機制之被害人概念，

連結著刑事程序所針對的犯罪行為，刑事程序中所發動之沒收保全扣押範 圍，應與適用賠償機制之被害人範圍可得對應。不過此將被害人概念與刑事 程序針對之犯罪事實範圍取得一致的設計方式，會受限於刑事訴訟法基於刑 事政策目的，賦予法官、檢察官調整犯罪事實範圍之權限，例如上面曾提到 的，在因無追訴實益而不起訴之情形，基於刑事程序之目的提前終結部分犯 罪之追訴，可能造成被害人無法適用賠償機制之結果⁷⁴²，被害人變得還是 得自己再另循民事途徑主張。德國沒收新法對此設計的因應機制是，在犯罪 行為人財產不足清償被害人債權之情況，讓上述無法適用賠償機制之被害人 仍得聲請開啟破產程序，進入破產程序後，仍得參與分配國家機關透過沒收 保全扣押所扣得之財產，也就是說，還是能適用此部分與破產程序聯結之賠 償機制⁷⁴³。

最後要注意的是，在德國 2017 年新法之沒收排除規定下（見上文第二 章、壹、五），若依私法自治，被害人已與債務人和解，以致於被害人之民 事法上權利消滅，則沒收應不予為之（見上文壹、二、(2)、B.）。基於此「友 善和解（vergleichsfreundlich）」⁷⁴⁴之規定，此時因被害人權利已受到填補，

沒收為避免雙重剝奪，應予排除，也就沒有進入賠償機制運作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