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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身性現代化重新建構國家理性

第五章 變革中的統管理性

第一節 變革中的統管理性與國家理性

一、 以反身性現代化重新建構國家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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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變革中的統管理性

本章分為兩節:第一節將以整體角度就研究架構中的國家理性、統管理性以 及統管技術這三個層次進行綜合分析。首先,討論台灣的國家理性如何隨時代變 遷,而成為的新自由主義樣貌。但至今日又面對什麼衝擊與挑戰;其次,分析台 灣的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的產生與特性。為何造成統管危機而需要進行第二次的 統管化?;第三節,則藉由統管技術背後的政治性,來分析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 之下的管制方式問題。並討論從現今反身性統管化的進行過程中,形塑未來新管 制技術發展與創生的可能性;第二節則就研究架構內的國家機關和公民社會兩區 塊,討論其中的各方成員的組成、標準行動樣態與運作模式,同時並討論其在高 科技產業發展過程中的角色定位、策略與影響。

第一節 變革中的統管理性與國家理性

一、 以反身性現代化重新建構國家理性

國家理性,也就是國家機關運用統管理性所期待達成的最終目標。傳統的國 家理性著重於統一天下,建立大一統的帝國;但近代以來的國家理性則逐漸改變 為以發展國家的經濟、政治或軍事實力為目的。從清代到今日,若以台灣為主體 來看,歷代統治者的國家理性歷經過清代的消極防衛治理、日治時期的殖民統治、

國民政府初期的威權統治、直到今日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變遷過程。國家理性的變 化,與台灣政治經濟情況的改變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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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投降。中華國民政府從日人手中取得統治權,成 為台灣的統治者。四年後的 1949 年,國共內戰結束,國府由中國大陸遷移到台 灣。在政治上,其以中國的國際合法代表自居並以反攻大陸做為號召。自 1949 年開始直到 1987 年,藉由戒嚴令以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法令,在台灣實 行一黨專政的威權統治。此時台灣的國家理性以「維持政權存續」為中心。不論 是組織或是個人,只要是思想、言論或行動被認為對政權有威脅,都可能遭到監 禁或是處決。只有在地方政府層級有些許的民主選舉空間。在經濟上,初期的目 標是穩定經濟秩序、恢復殖民時代生產力。後來在美援的協助下,開始發展進口 替代輕工業與外銷導向的勞力密集產業。

到 1970 年代末期之後,在退出聯合國與中美斷交的打擊之下,國府作為中 國合法代表的統治正當性受到嚴重打擊,過去的威權統治也逐漸受到社會的挑戰。

為了維繫政權,國家機關只能把資本積累做為第一要務,以經濟發展來穩定公民 社會。因此,在台灣推展重大經濟與交通建設,開展重化工業。為了產業升級,

從美國引進積體電路產業與籌設科學園區。藉由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強化台灣在 世界經濟體系裡的角色與地位,由過去的邊陲國家晉升為半邊陲國家。隨著台灣 逐漸被整合進入高科技全球生產網絡之中,經濟與企業部門在國內也越來越受重 視,促成全球生產網絡形成的全球競爭、自由化、資訊化和經濟發展的概念也漸 漸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國家理性在此時開始慢慢轉換,從過去政治考量的威權 統治,轉換成當時世界流行、以經濟發展為主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國家理 性,強調以市場經濟模式來看待公共問題,所以國家機關的使命就是要結合市場 機制,創造資本積累的最佳環境。在統管理性上就要用盡各種管制手段來儘量刺 激企業投資以創造經濟成長。

但在 1980 年代末期,隨著台灣經濟快速發展和國民平均所得迅速累積,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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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許多環境破壞與污染、新興風險、租稅不公、貧富差距等社會衝突矛盾現象。

公民社會不能忍受生活條件劣化,因而在各地引發許多各種形式、各種主題的社 會運動。一方面要求國家機關改變政策、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則訴求政治體制 民主化。當時許多倡議團體認為,問題出在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只要換黨執政、

政黨輪替就可以馬上解決問題。在社會壓力與國民黨內部分裂等因素交織下,導 致國民黨於 2000 年的總統大選敗選而失去政權,改由民進黨上台執政。

但換民進黨執政以後,公民社會卻發現問題並未如果去想像而因執政者的更 替自動解決。為了抑制資本向對岸的中國大陸流出,民進黨政府仍然延續過去新 自由主義國家理性,以對內投資以及國家競爭力為最重要考量。而把高科技產業 與科學園區,當成其促進在台投資與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助力。因此,將科學園區 當做平衡區域發展與政治酬庸的工具。其在台灣北中南各地徵收土地、興建科學 園區,而引發了更大、更廣的衝突與矛盾。除此之外,對於科技業的環境污染與 風險、獨厚高科技產業的租稅優惠、高科技員工的勞動權益等,亦引起社會廣泛 的關注。在這些新興風險引起統管危機後,公民社會開始進入反身性現代化的階 段。開始反省過去新自由主義過分重視經濟發展而忽視其他社會面向所產生的問 題。是否台灣社會應該摒棄經濟至上的價值觀,而應該用更多元的價值(如環境、

勞動、租稅公平…等)來修正、納入或替代既有國家理性價值。新自由主義作為 國家理性,就在此過程中漸漸受到社會多元價值的衝擊與挑戰。而發展型國家統 管理性,也在社會的衝擊與挑戰中漸漸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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