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成果與市場表現成為評判統管理性良窳的準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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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君主的「公平正義」概念。16-17 世紀後，為了達成國家理性，統管理性的 問題核心成為：為了使國力極大化，是否夠強化、夠深入和夠細緻地管制？所以 問題核心在於統管技術的管制範圍大小？管制的程度是否逾越事物自然規律下 可承受的極限？（Foucault，2008：17-18；2011：15-16）所以，政治經濟學成為 統管理性必須依循的一門科學，也是其不可違背的真理。作為政治經濟學代言人 的「經濟學家」，也就順理成章的成為國家機關決策以及統管理性規劃的不二人 選，有著不可被取代與挑戰的地位。

二、 經濟成果與市場表現成為評判統管理性良窳的準繩

政治經濟學與統管理性，透過市場機制相互連結。自 16-17 世紀重商主義發 展以來，市場就被認為是一個公正的場所。買賣雙方在市場中必須以公正的價格 協議來交易貨品，若其中一方在交易過程中詐欺將受到懲罰。因此，市場價格就 成為一種真理標準，市場也成為證明管制方式正確或錯誤的場所。依附在市場機 制之下的經濟表現，也成為判斷統管理性是否成功的最重要依據。成功統管理性 的判斷標準不再僅依其是否公正，而也須依市場運作的真理進行。由於在 18 世 紀貨幣穩定、人口經濟持續增長、農業生產強化、經濟學家進入治理實踐及某些 經濟理論成形等多重因素交織之下，使得市場逐漸變成實踐統管理性的真理場域

（Foucault，2008：27-35；2011：24-30）。

所以，如何讓統管理性以法律自我限制管制範圍，使市場受到保障而不受過 度管制？傅柯認為是透過公法學兩條互相銜接軸線的發展，來架構國家管制的界 線：首先是盧梭由自然法，以司法-演繹方式所推導的人類自然權力觀。其試圖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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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屬於個人的自然權利與初始權利為何，並規定在何種條件和原因下，按照哪些 觀念與歷史模式，人們接受了權利的制約和交換。以此規範了君權的範圍與限制，

進一步推演出了治理的邊界範圍；另一條軸線，則是就國家的資源、人口、經濟 等事實情況，對事實界限和合乎願望的界限來分析的英國效用主義學派。效用主 義依分析結果，對各項統管理性的實行結果提出許多問題，例如：這有用嗎？這 有害嗎？這對什麼有用？為什麼有用？在何種限度內是有用的？這兩條軸線代 表著兩種不同的人權觀及對法律的兩種理解。公法派認為法律是集體意志的表現，

表達個體同意讓渡某部分權利與保留某些權利（人類權利觀）；效用主義派則認 為，法律是國家公權力干預空間與私人獨立空間兩者劃分處理的結果（被治理者 獨立性觀）。19-20 世紀的歐洲自由主義存在這種相互銜接兩面性，但效用主義軸 線成為後來的主流想法（Foucault，2008：39-42；2011：33-36）。

傅柯認為自由主義是 19 世紀後引導統管理性的國家理性價值。自由主義的 第一關鍵：市場作為交換機制和價值、價格關係的真理場域；第二關鍵：國家機 關的統管理性是以效用原則與利益，做為衡量管制程度的參照值。並進一步以此 來設計統管技術。故自 18 世紀至今的國家理性，就是依循效用和利益來運行。

由於統管理性所包含利益非常多元，許多不同因素如個人與集體利益、社會效用 與經濟收益、市場平衡和國家公權力制度、基本權力與被治理者獨立性等相互交 織其中（Foucault，2008：38-47；2011：32-39）。

形成自由主義統管理性的第三個關鍵，是國家間的平衡。自 1648 年西發里 亞條約簽署以來，歐洲民族國家興起而形成國家平衡的均勢局面。在平衡的局面 下，國家間努力相互競爭以提高自身的國力。以金本位貨幣主義的觀點來看，因 為世界黃金總量固定，而國家財富又是以黃金來估算。故使本國富有所需的所有 資源，都是從他國財富中獲取而來。因此，國家間競爭是零和遊戲。若有一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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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國必定受害。但自 18 世紀中葉以來，經濟學發展改變了這個假定。各國 擁有不同的比較利益，只要透過市場來議價，就可以達到非零和的買賣雙方雙贏 局面。故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國家富足如同個人富足。只要透過國內貿易及 與國際貿易，鄰國也會變得富足，還能進一步達到區域整體的共同富足。透過國 家競爭，歐洲整體都在無窮盡的經濟發展之路上前行。但為了使經濟不再是零和 遊戲，必須讓市場逐步擴張，使更多國家加入形成全球化市場，以便在歐洲市場 上交易本國產品與世界產品（Foucault，2008：51-60；2011：43-50）。

傅柯認為，國家機關應該認清經濟機制內複雜性與多元性，並要遵守這些自 然機制。但遵守的原因並非僅止於統管理性要藉自我限制，建立尊重個體自由和 個人基本權利的法律框架而已。而是由於政治經濟學認為成功的統管理性，僅能 在某些自由權利存在之下運作。例如市場自由、買賣雙方的自由、行使所有權的 自由、討論自由、言論自由等等。因此統管理性就像是自由權利的消費者。成功 且有效的統管理性需要自由，故被迫要生產自由，成為自由的管理者。但生產自 由的同時，也可能因生產過剩、過度放任，反使自由權利彼此之間相互衝突而導 致反效果（如市場缺乏管制、過度自由而導致獨佔壟斷而失靈）。故自由主義認 為，必需透過管制對某些自由加以限制（例如反壟斷）以迴避其所產生的危害。

但另一種危機，則是由於管制範圍過分膨脹，而引起過度干預與限制而限縮破壞 了自由（例如政府過度管制，引起市場無效率而失靈）。上述情況，都有可能造 成自由主義的危機。所以傅柯認為，今日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原因都來自於統管 理性對於統管技術的設計與總體配置不良所產生的危機（Foucault，2008：61-70；

2011：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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