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以生態現代化建構管制科學面對新興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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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會系統成員。在二次戰後的 1950-60 年代，工業社會逐漸形成，使專家進入 主控社會機構變成社會中心。其亦被視為某種價值形象，像醫師注重健康、律師 注重人權等，被包裝成值得信賴、負責任且忠誠的一群人。但至 1980-90 年代，

專家開始與政府及資本市場越來越緊密結合，形成利益共生關係。專家常會一方 面在校外發展顧問公司或開展事業，但另一方面卻繼續保持全職的學術職位。這 除了會讓他們懈怠學術工作外，更可能在無意識情況下將出資者的立場偏差地帶 入研究之中。但一般的學術期刊很難調查與呈現作者研究的背後資助者，對於利 益衝突的情況很難處理與應對。故許多人批評專家只顧自身利益而背叛社會責任，

而大學教育也因太專業化而忽略對社會及倫理的理解（Fischer，2009）。

故許多學者和運動者希望提供替代方式，重新建立倫理規範並思考與校正科 學與商業的界線。大學應該以資訊揭露作為利益衝突的解方，並將知識製造者與 財務利益者角色分開。其次，應將專家定位為社會的受託者，重建專業的社會責 任及公共承諾。專家應協助公民更直接地民主參與和公共審議，以達成參與式民 主。經過公共溝通，也可以使運動者說服主流科學家改變研究目標，使研究議程 和運動議程相結合，形成研究者與運動者的網絡關係（Fischer，2009；Hess，2007；

Krimsky，2003）。

二、 政府以生態現代化建構管制科學面對新興風險

在政府端方面，德國學者 Joseph Huber 於 1982 年所提出的生態現代化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概念，其認為今日因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環境退化與 破壞有其結構性的問題，故應以生態角度塑造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平衡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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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生態現代化假定政府、企業、環境運動者以及科學家彼此應 串連成夥伴關係。以公共利益為本，共同重新架構出更能保護環境資本主義政治 經濟體系（轉引自 Dryzek，1997：141）。Christoff（1996）認為可以把各國執行 生態現代化程度區分成弱化（weak）與強化(strong) 的不同光譜兩方。弱化生態 現代化的特徵是以科學技術為環境問題的解決方案。由科學、經濟、政治菁英合 作壟斷決策的方式，制定出符合科技與資本主義的政策；另一方面，強化生態現 代化包含許多 Beck 反身性現代化內涵，其特徵則是以較廣泛的社會結構與經濟 系統來思考更能回應生態需求的解決方案。在環境決策方式上，則以民主參與方 式制定政策。在過程中，不僅開放參與政策制定的機會，更重視與參與者間的相 互溝通。不論執行程度的強弱，由於生態現代化較溫和，不倡導過度基進的改變 與推翻現有的政治經濟體系與社會結構。因此，各國政府皆以此回應風險社會與 環境危機，並做為制定環境政策的依歸。但許多國家採行弱化生態現代化，也被 批評仍是以經濟發展主要考量。其決策過程中存在著菁英控制與專家宰制的問題，

反而會使許多真正需要關注環境議題遭到掩蓋與忽視（Dryzek，1997：137-152；

Dryzek 等人，2003：164-171）。

在政治制度方面，為了處理環境破壞以及開發風險問題，歐美國家機關依預 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創設了環境影響評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制度。環評制度的設計目標，是希望透過以科學方法預先評估與了 解開發行為對環境與社會的可能衝擊與影響。而就環評制度來說，做為決策判斷 依據的科學證據與資訊扮演非常重要角色。Cashmore（2004）整理了環評的科學 背後，其實隱藏的各方對於科學的不同理論模型與想像（如表四）。從環評核心 目的究竟是要單純提供決策資訊與優質化科學的理解，還是應成為解決風險衝突 的審議民主機制，就會影響不同的制度設計。乃至於能參與的學科（僅有自然科 學，還是加入社會科學）、對於事實與價值的角色（從嚴格區分事實與價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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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事實價值皆為社會建構）、利害關係人涉入程度（僅是資訊提供者或具代表 權的積極參與）等面向，各方其實有根本上的歧異。過去科學在環評中，特別用 於強調考量概念的，以及藉實證研究尋求因果關係界定。但隨著制度持續運作，

有越來越多聲浪要求環評中的科學研究議程應該調整，從單純提供資訊、關注程 序與過程，轉向關注實質性的目的並做為公民參與和解決風險爭議的平台。所以，

若要改進科學在環評中的角色，首先就必須將環評目的予以界定清楚。其次，需 要強化環評的評估項目與範圍，並且強化與利害關係人的互動。由於在因果過程 的界定與理解上，實證理性模型常未必符合現實情況，故研究人員應儘量依靠利 害相關人主觀估計來設計準量化模式，藉以評估不同變項對決策的影響，避免與 實際狀況間出現過大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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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 Cashmore，2004。

對於上述國家機關在環評或行政決策時所會運用的科學知識，Jasanoff（1990）

認為必須從管制機關為何需要科學，以及管制過程中科學諮詢如何影響科學論斷 的建構與解構來分析。技術統治論者認為由於機關內官僚的能力不足、並非稱職 專家。故官僚無法區分科學研究的品質好與壞，也不了解科學界評判證據的標準。

解決方案是應該增大專家在決策中的作用。透過授權科學諮詢機構，將科學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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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治決策分離；民主論者則認為原因來自於官僚機構對社會價值不夠敏感，所 以他們的科學評估要不是受到產業界專家有意的欺騙、要不是官員不加批判就接 受產業界的觀點。故只能透過建立制度以擴大管制行動的參與基礎，參與諮詢的 成員範圍應該多元化而不限於狹隘的技術領域。再加上要建立科學以外的課責模 式，如開放決策程序、進行司法審查等。但兩方的說法都不盡確實，技術統治論 者忽視了科學「真理」與權力是不可分割的，科學家無法保持完全價值中立來向 權力機構坦言真理；民主論者則過於輕視科學界的重要性，若沒有科學界的尊重 與支持，僅僅依靠廣泛民眾參與亦無法保證決策具有合理性。Jasanoff 並仔細區 分純以研究為目的之研究科學，以及為制定政策而產生的管制科學之間的差異。

在知識生成上，研究科學的最大價值表現在公開發表的論文上，由同儕審查其真 實性、原創性與重要性，故必須遵守已建構好的科學典範規則。但研究科學可以 不受時間限制的驗證與證明假說；管制科學則常處於現存知識的邊緣地帶，在此 領域科學與政策很難區分。以內容來看，很少是創新的，也不需遵守同儕審查與 發表規則。管制科學則因制定政策有時間壓力而處於必須儘快拿出結果的情況。

詳細的區分可見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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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Jasanoff，1990：80。

周桂田（2004）則從基因改造食品為例，以科技政策與制度價值來討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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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價值和利害關係人得以在此平台上相互對話，形塑公民社會與國家機關共同處 理重大新興科技風險的夥伴關係（周桂田，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