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破除科學權威與專家宰制使風險呈現檯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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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風險、企業如何減輕風險並落實綠色資本主義等三個面向，分別延伸討論 之。

一、 藉破除科學權威與專家宰制使風險呈現檯面化

由於在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下科技快速發展，使得科學技術似乎成為解決環境 風險與社會問題的萬靈丹。二次大戰時，科學知識發展與軍事工業需求緊密聯盟

（例如：原子能）。在大戰結束後，結盟的目標從軍事移轉到經濟之上。鼓勵企 業贊助研究，使大學學術發展與企業資本緊密連結。藉著國家與產業界共同訂出 研究資源分配優先順序，使大學在預算壓力來引導與控制研究者的研究方向。故 具市場潛力、有技術移轉或申請專利可能性的技術，都易取得資源而能優先開發。

甚至許多大學也以校務基金投資公司，成為公司股東或經營者。大學在此趨勢下 逐漸企業化，其研究與學習偏好直接連接到就業趨勢及企業喜好之上。這種現象 尤其在高科技產業特別明顯與普遍，如資訊科技（IT）、生物科技（BT）、奈米科 技（NT）產業。這使學術研究可能為了經濟誘因，而讓大學知識啟蒙的使命喪 失。但商業的層級管理會壓抑學術創新，並減緩知識散播速度。例如將活體組織

（例如人類基因）申請專利，使他人無法使用。大學產業夥伴關係還會影響傳統 上的學術自由，耗盡科學家的非營利研究的公共利益角色。所以商業化的趨勢，

使得知識由開放變成秘密、由知識溝通變成知識私有化、由大學知識免費變成知 識發現商品化。在利益衝突下，逐漸使大眾失去了對學術專業的信任（Hess，2007：

43-68；Krimsky，2003）。

由此來看，科學技術發展背後其實具有目的性與政治性，並非全然的價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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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Winner（1980）認為技術設計的背後與技術選擇，都有隱藏價值與使用想像 圖像。如使用者的身分、運作藍圖與結構、想達到何種目的等，都設定了價值選 擇。他以 1960 年代柏克萊大學發明蕃茄採收機械為例，其背後設定的經濟圖像，

就是以大地主農業經濟。故若採用大範圍大規模的機械採收以取代人工，就能提 高生產效率。但同時為了使用採收機，蕃茄必須相對應品種改良，改種植皮厚不 怕碰撞、但失去甜味的品種。同時，原來從事番茄採收的工人也因機械化而失去 工作機會。技術選擇與發展亦有路徑依賴性，選定後會逐漸變成習慣，因變動成 本過高而失去再次選擇的自由空間。Douglas 與 Wildavsky（1982）也透過分析風 險評估常用的四個模式為例，說明被外界視為中立客觀的科學分析背後其實都有 偏差，也隱含著社會價值選擇。因為計算風險的終究是人，研究的範圍也無法涵 蓋所有相關連面向。縱使評估過程可藉著重複校正避免計算錯誤，但在篩選事實 以及詮釋事實上也無法完全客觀，並且常常出現去脈絡化的現象。藉著專家客觀 思考問題並計算風險，風險評估制度被設計為簡化風險問題的工具。但專家計算 背後的個人偏誤，卻不明顯且很難被人發現。科技評估是在社會脈絡與社會假定 下決定哪些指標「可接受」，但卻從不明說背後的假定。其並無法告訴大眾什麼 才是「好的」或「道德的」生活方式。人們終究會以個人、道德及政治等因素來 做為決定或選擇的依據。

Jasanoff（1990）則從科學期刊的刊登過程以及對科學意見的鑒別與領域劃 分，來討論科學背後其實也是社會建構下的產物。過去科學的權威性，有部分來 自於「有組織的懷疑主義」（organized skepticism）：科學家之間共有的理性態 度，此態度確保科學家能依據實證和邏輯標準對科學信念與論點進行公正審查。

但上述標準卻已被科學社會建構論所推翻。縱使是同儕審查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 受引導、暗示或操縱的（例如：審稿人數、審稿原則、保密程度等…），也受到 編輯偏好與選擇審稿者運氣的影響。經驗豐富的編輯往往可以事先預見審稿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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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以評論意見的大致方向。因此，當文章研究方向與審稿人的價值一致時，審 稿人會很顯著地會給文章較高評價。其次，當科學工作者隸屬於一個著名研究機 構時，其科學主張可能更容易被接受。所以，以期刊形式公開發表的科學知識亦 具有政治性，是透過人為主觀價值篩選後的產出結果。科學事實很大部分也來自 於社會建構：認為某個主張為真，並非其準確反映自然規律，而是其被那些公認 為有能力鑒別者認定為真。在無法對研究品質進行客觀或科學的檢驗下，科學家 會直接轉向依靠非科學的優秀標準，如相信實驗者的誠實、實驗室的規模或聲譽、

國籍與機構等個人特徵，科學鑲嵌入政治體系更加速了這種依賴個人特徵判斷的 趨勢。除此之外，科學更以「劃界活動」建立權威形象，使用不同的定界策略

（boundary-defining）去確定哪些人屬於相關有聲望或權威的同行群體或網絡中，

以及哪些人被排除在外。當把某些領域被貼上「科學」的標籤，非科學家的人就 被實際剝奪了此領域的發言權；相對的，被貼上「非科學」的標籤的知識領域就 等於剝奪了其知識權威性。

若從生產科學技術知識的專家角度來看，可以發現其歷史角色在工業社會發 展過程中持續不斷地變遷。17-19 世紀啟蒙運動後出現專業者，最初是在法律或 醫藥等需要執照的領域。歐洲專家在政府保護下成長，美國則因厭惡政府擴張而 較晚形成。19 世紀末隨著大學教育發展，專家開始形成階級。在科技工業進展與 疾病教育中，專家獲得國家重視，也由於當時經濟混亂，故許多人認為專業者能 成為社會改革的力量。在新商業型態轉型下，專業者也由過去的自由職業者，轉 變成可由組織管理的工作者，並由傳統的法律、醫學等私領域擴展到經濟、社工、

公共衛生等公共特定政策領域。原本過去在歐洲大學是著重於教育上層階級子弟，

但在美國卻轉變成中產階級子弟與就業相關的專業訓練所。美國的大學課程建立 出標準化的職業訓練模式（例如：企業管理、會計與資訊工程），新中產階級被 教育成為知識工作者。其活動場域也跳脫地方社區，而成為有自信、成功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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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會系統成員。在二次戰後的 1950-60 年代，工業社會逐漸形成，使專家進入 主控社會機構變成社會中心。其亦被視為某種價值形象，像醫師注重健康、律師 注重人權等，被包裝成值得信賴、負責任且忠誠的一群人。但至 1980-90 年代，

專家開始與政府及資本市場越來越緊密結合，形成利益共生關係。專家常會一方 面在校外發展顧問公司或開展事業，但另一方面卻繼續保持全職的學術職位。這 除了會讓他們懈怠學術工作外，更可能在無意識情況下將出資者的立場偏差地帶 入研究之中。但一般的學術期刊很難調查與呈現作者研究的背後資助者，對於利 益衝突的情況很難處理與應對。故許多人批評專家只顧自身利益而背叛社會責任，

而大學教育也因太專業化而忽略對社會及倫理的理解（Fischer，2009）。

故許多學者和運動者希望提供替代方式，重新建立倫理規範並思考與校正科 學與商業的界線。大學應該以資訊揭露作為利益衝突的解方，並將知識製造者與 財務利益者角色分開。其次，應將專家定位為社會的受託者，重建專業的社會責 任及公共承諾。專家應協助公民更直接地民主參與和公共審議，以達成參與式民 主。經過公共溝通，也可以使運動者說服主流科學家改變研究目標，使研究議程 和運動議程相結合，形成研究者與運動者的網絡關係（Fischer，2009；Hess，2007；

Krimsky，2003）。